认知主义与联结主义之比较

认知主义的研究定向和联结主义的研究定向是广义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两种主要研究范式。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各有自己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也取得了各自不同的成就,同时也存在各自不同的问题。通过对两种研究范式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二者的相互沟通和融合才是认知心理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奈格什班迪教团在当代乌兹别克斯坦的复苏

中亚是苏非主义的勃兴之地,奈格什班迪苏非教团起源于乌兹别克斯坦,是迄今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教团之一。苏联时期,该教团发展停滞。1991年后,乌兹别克斯坦将以奈格什班迪教团为主的苏非主义纳入国家文化传统重建计划,加以扶持和推广,自此,该教团的发展呈现出官方、民间和域外三种模式。本文认为经过30年的发展,官方推广的奈格什班迪教团得到了全面恢复,呈现新的大众化、通俗化和本地化特征。而民间和域外模式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处于边缘化状态。     

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康德式后果主义——以舍利·卡根为例

通过区分“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行为者中立”两种立场来探讨义务论与后果主义之间的优劣,是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认为道德规范对特定的个体行为者具有一种约束,这种约束要求特定行为者不能做某种行动,即便这种行动能够避免造成更大的侵犯。而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则否认道德规范指向某个特定的行为者,并对其产生实际的约束作用。不少研究者认为义务论坚持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进而把康德伦理学划归以行为者为中心的义务论范畴。然而,卡根反对这种解读,他试图证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在规范层面支持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应当从中得出后果主义而非义务论的规范性结论。卡根的论证正确地指出了后果主义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却错误地否定了义务论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     

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探讨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采用社会比较倾向量表、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和抑郁问卷,对98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比较和物质主义价值观都显著正向预测了大学生抑郁;2.物质主义价值观在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正念在社会比较通过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大学生抑郁产生影响的中介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正念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因此,在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过程中,物质主义价值观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正念起到了调节作用。     

吸纳与排斥:城市居住资格的获得路径与机制——基于城市新移民居住权分层现象的讨论

迄今对城市新移民的分层研究中,大都集中于户籍和职业流动层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日益重要的方面——居住。本文以解析"居住权"为切入点,将居住权利视作市民权/公民权的一部分,并以上海的政策文本为对象,剖析新移民"城市居住资格"的获得路径与机制及其表现出来的居住权分层现象。作者认为,"居住准入资格"是城市新移民的一个新的分层标准,这一标准背后是城市政策制定者基于城市利益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诉求,也是城市体制、机制互动和建构的动态过程。基于新移民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城市政策采取了松紧的、有限开放的居住政策。这种居住政策的安排是城市社会的吸纳与排斥机制的作用,也是与城市利益、户籍制度相捆绑的结果。与此同时,城市居住资格也成为新移民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重要区隔。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分层标准,居住权分层已经成为城市新移民群体阶层属性差异的又一个有力的佐证。     

论梅列日科夫斯基新基督教思想中的历史和文化哲学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西方文化领域的精神危机相适应,俄罗斯思想界出现了复兴宗教精神的思潮。以梅列日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应该对基督教做文化人类学的解读,因为文化属于人的积极性创造范畴,而人如果与超验的宗教本原相脱离,就会离开文化创造的神秘根基,以致于把文明引向绝境。梅列日科夫斯基通过对尼采思想进行思辨,并在索洛维约夫神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他独特的三段论的、关于圣灵基督教的历史文化哲学观。     

人的尊严与人的异化

当代生活中,社会冲突与社会矛盾的表现,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尊严问题;社会理想与社会目标的实现,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在捍卫人的尊严。社会生活的这种特点,使尊严问题在当今时代具有一种现实的敏感性。究竟是什么导致人的尊严丧失?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两个角     

对康德德福一致至善论的反思

德福一致是中外哲人探讨的千古难题,难就难在人们希望德福一致,但又缺少证明其一致的理据.康德在分析批判以往哲学家有关德福的说法的基础上,借助于神学提出他自己的至善论的解答.反思康德的这一解答能够发现康德的至善论求助于神学的原因及其逻辑上的问题,由此可以从非神学的路径,从厘清幸福概念以及存在论和目的论的视角来解答这一难题,并揭示康德至善论的理论意义.     

出于/为了自身 —— —道德哲学致思的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上）

在当代道德哲学论域,人们通常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多亚派再到康德的这一脉络意味着道德哲学的一个形态转变,即从古典良品伦理学转变为现代义务伦理学.在这一解释模式中,正当、义务、责任等概念被赋予了某种现代色彩,良品概念被赋予了某种古典色彩.实际上,这一解释模式是值得商榷的.有充分的论据表明,所谓的现代正当观念其实早已为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拥有.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以及斯多亚派之间虽然存在显见的不同,但他们其实可以会通一致,会通一致的基点在于他们都拥有一种“出于/为了自身”的道德意识结构.这种道德意识结构是人类从事道德哲学致思的普遍、共同的范式,可概述为“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     

"自由至上主义"如何为国家辩护--以诺齐克国家观为例

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认为,国家是个人自然权利在道德边际约束作用下、在利益目标最大化或损害最小化的市场中逐步产生的,所以,国家对任何个人保持中立.与此相对照,功利主义与契约论的国家观实现的只是"仅仅以人为工具";无政府主义则把"以人为目的"虚拟化.然而,依据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国家观的逻辑,其"最小国家"应弱化为"非模式化国家"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