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审美现象学——审美的难易论

生活中有无限多样的美,每一个有正常感觉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但在美学理论研究中,要给美下定义时却反倒变成了难的.这是因为用玄空幻想编织的美学理论,没有回到原来真切的审美感觉的现象学,看似高深,实则遮蔽了审美学的真相.审美是对形象的直接感觉,常常不假思索;审美是欣赏的事物的形象符合自己理想的情趣,而不是要占有实物供己实用.只要没有求利的心态,达到无我、忘我的精神境界,就能达到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的境界,并且又提升到一个更加重要和更新的高度.     

《性自命出》校释(续)

本竹书并见于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分别被命名为《性自命出》和《性情论》,是一部失传两千余年的重要先秦文献,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依据郭店、上博二本,在广泛吸收学术界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按照文义并参之以上博本的墨节,将全篇分为上篇十一章、下篇七章,进而对全文进行了认真的校订、注释与译述,并对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见解。     

先天德性论如何应对情境主义的挑战

面对情境主义者对美德存在的挑战,美德伦理学家的应对可分为先天德性论和后天德性论两派。后天德性论的劣势在于需要放弃部分关于美德的承诺,但是先天德性论对情境主义的既有回应也存在缺陷。一个完备的来自先天德性论的回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说明情境主义者所谓"善行"与美德存在与否是如何不相干的,二是以不依赖于经验证据的方式论证美德存在。     

论施莱尔马赫对康德基督论的超越

启蒙运动转变了传统基督论的提问方式,它不再讨论神人二性如何在耶稣基督中共存的形而上学问题,转而讨论历史的耶稣与宗教理想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通过把宗教道德化,而把宗教理想设定为一种道德理想,并且他认为宗教理想只在实践理性中具有实在性,而历史的耶稣对于这种理想并非不可或缺。以此康德摧毁了基督教的根本信念:耶稣基督是唯一救主。施莱尔马赫对康德的超越表现在:一方面他论证了宗教的独立性,使宗教摆脱了对道德的依附性;更重要的是,他反对康德的先验基督论,试图表明历史的耶稣不仅是经验意义上的榜样而且是人类得救之所以可能的人性的原型。     

胡塞尔与观念论问题

确切说来,胡塞尔哲学是一种从内部摧毁观念论的尝试,是一种借助于意识去击穿先验分析之墙的尝试。与此同时,它还努力把这样的分析尽可能地加以应用。胡塞尔具有打破传统观念论的企图。可是,由于胡塞尔从没有把自己从观念论的假定中完全解脱出来,因此,他又遭遇到种种困难。胡塞尔在本质直观、被给予性、真理客观性、范畴直观、回到实事本身等关键问题上自相矛盾,存在着理论张力。被胡塞尔视为反对观念论的主要一击的本质学说,最终把自己展示为观念论的顶峰:纯粹本质似乎摒弃了任何主体建构的客观性,但它不过是抽象的主体性,是思维的纯粹功能,是康德意识同一性意义上的"我思"。     

探讨信息背景下语文阅读教学的教学目标研究

新课标提出了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一“三维”设计思路来设计阅读教学的教学目标。笔者认为：“三维目标”不应该是平行递进的关系,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是“三维目标”中的重中之重。本文试从信息时代的阅读,信息论和接受论的角度进行论证,并对阅读教学提出加强情感教育的要求。     

构建合理的科研诚信观

建设科研诚信、遏制科研不端需要我们树立合理的科研诚信观。在反思科学契约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科研诚信观基础上,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科研诚信建设既不能单纯依靠科研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自律,也不能单纯依靠公共机构的监督,而是应当将公众也纳入科研诚信建设的主体。科研共同体、公共机构和公众三者是利益相关者关系,科研诚信建设实质上是要正确处理科研诚信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利益关系,需要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共同参与。     

论欺诈性侦查的双层伦理评价

欺诈性侦查与刑讯逼供不同,在进行伦理评价时会遇到"善恶难辨"的灰色区域。对欺诈性侦查进行伦理评价,应当避免持机械道义论或庸俗功利论为理论工具,而是应结合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各自优点走一条中庸之路,采用双层伦理评价的方法。对欺诈性侦查进行双层伦理分析,可以简化分析逻辑,避免伦理评价的绝对化与庸俗化;也可以更好地认清其"必要之恶"的本质,为适用"非法推定"框架分析法律问题奠定基础。     

作为社会动员手段的“斗争式运动”——兼评冯仕政、周雪光、蔡禾四篇文章

冯仕政、周雪光、蔡禾相继发表的四篇文章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了中国国家运动(或曰运动型治理)的起源、机制、弊端,分别构建了三个理论解释框架。但是这四篇文章都忽略了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与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存在一个根本差别: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不外乎采用激励、惩戒、竞赛等方法实施社会动员,属于"普通型运动";毛泽东时代的运动除了这些常规化方法外还采用"发动一些人斗争另一些人"的方式,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斗争式运动"。"斗争式运动"的社会动员效力远非"普通型运动"可比,它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深刻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自身。"斗争式运动"的动员效力来自于它的三个基本特征:党的领导、明确的运动目标、高强度内斗争,其中第三个特征最具决定性。"斗争式运动"的优点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存量社会资源以完成某一革命目标,缺点是会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资源的积累和培育,最终降低社会动员效力。它的优点使它在毛泽东时代被一再发动,它的缺点使其难以为继,在后毛泽东时代被放弃。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补论

西晋首次将五礼制度用于实践,奠定了东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礼仪制度的基本框架,具有原点意义。南北政权分立时期,东晋、宋、齐、梁、陈礼制一脉相承,继承晋礼较多;十六国及北魏前期礼制建设相对滞后,至北魏孝文帝之时,北朝礼制建设方趋于系统化,带有混融南北的特征。北齐礼制在北魏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北魏、北齐、隋三次大规模融合以西晋为源而分化于南北的华夏礼制,促成了西晋礼制始分化于南北,而终殊途同归于杨隋。魏晋南北朝官学兴废不定,较两汉衰微,重要性也随之下降,私学(包括家学、师学、自学)成为这一时期儒士学习礼学的主要途径。据魏晋南北朝正史《儒林传》所见儒士学习礼学途径统计,当时师学最多,其次为家学,其次为自学,其次为官学。就礼学而言,陈寅恪先生将家族之学视为当时主要学术传承途径和"学术之中心",这一判断与史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