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道常新——和合本圣经的延续

中文圣经的历史纵然不算悠久,却充满上帝的恩典。由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至今,中文圣经出现了近两个世纪,其间虽然经历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然而上帝的话语一直是基督徒在风浪中的指南针。第一部在中国境内译成的新旧约圣经,首推《神天圣书》。十九世纪初,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远渡重洋,到中国传扬上帝的福音。英国圣经公会遂委任马礼逊在中国把圣经翻译为中文。     

从佛教量论看翻译的实质及类型划分--兼论翻译理论中的不可译性问题

本文首先从佛教量论的角度对翻译的实质做出界定,指出翻译的实质是一种为他(社会性)的比量活动。根据翻译为他比量的实质,可以引导出翻译的两种类型：比知翻译和喻知翻译。比知翻译是具有事先直接约定性的语言传递活动;喻知翻译是没有事先直接约定的语言传递活动。根据从佛教量论对翻译实质和类型的规定,本文分析了不可译性问题,揭示出不可译性在认识论上的误区,指出不可译性是不可知论或怀疑论在翻译领域的显现。     

中世纪阿拉伯语哲学中的意向性

一、导论:意向性的阿拉伯起源长久以来,意向性起源于中世纪的观点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哲学史常识。19世纪,布伦塔诺复兴了意向性,他毫不遮掩自己对经院传统的敬意。(1)在这一标准叙事中,阿拉伯语哲学的核心地位一直以来都是公认的,就算不是如此,人们最起码也承认,拉丁语的intentio一词是对阿拉伯语ma'na一词的翻译。     

谈谈简化字和合本圣经文字的修订

今天我们手中的圣经是1919年出版的,称为"和合本"(UNION VERSION).和合本圣经的翻译综合和吸收了当时已经翻译的各种中文圣经版本(多为文言文和地方方言译本).基本上按照1885年出版的圣经英文修订版(RV)为蓝本翻译的,而圣经英文修订版又是在圣经英语钦定本(又称雅各王版KJV)基础上修订的,同时,和合本圣经还是许多不同宗派背景的基督徒专家联合参与的一项工程,故称为"和合",即"联合"之意.这项翻译工程浩大,从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决定共同翻译联合圣经译本,到1906年完成新约部分,至全部完成定稿,并于1919年全书出版,历时达29年之久.和合本圣经的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对教会而言,而且对当时中国社会有识之士正在推广的白话文而言,也是一件大事,曾获得"白话文先驱"的美誉.译经委员会把"信、达、雅"作为经文的翻译原则贯彻始终,使和合本圣经既通俗流畅,又有庄重的语感之美,成为今天全球华人基督教广泛使用的译本.目前虽有多个中文圣经译本问世,但和合本圣经的地位无法代替.我们为之感谢神,这一切都是在圣灵的引导带领下的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成立

本刊讯11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成立庆典暨首届国际佛学论坛经典翻译与宗教传播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国家宗教事务局蒋坚永副局长,中国佛     

晚明和清朝前期中欧交往的语言媒介

中欧交往最初依靠马六甲等地的华人为语言媒介,至1553年后澳门成为中欧语言媒介的中心.自16世纪末起,耶稣会士学习汉语并积极融入中国社会,推动了中欧交往在文化层次上的全面发展.在中国开明士大夫和少数华人基督徒的协助下,耶稣会士促成了明末清朝的"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但18世纪初以后,注重传教的耶稣会士逐渐丧失了作为中欧交往语言媒介的功能.在雍正、乾隆两朝清廷限制对外交往的形势下,中欧文化交往的语言媒介大大缺乏,只剩下勉强维系有限贸易往来的混杂英语.     

失译《杂譬喻经》之《六牙象王本生》考证

在佛教文学中,本生是有固定的格式的。通过对有关《六牙象王本生》的巴利语、藏语、各种汉语译本的比较研究,可以确定,历史上一直流传至今的失译《杂譬喻经》之《六牙象王本生》存在错简现象;同时,这个文本与巴利语Chaddantaj仭taka更一致,因而二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瞻前顾后，中心突破——浅谈文言文翻译

近年来高考文言文翻译分值持续上升，考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然而考生和教师复习时往往注重怎么翻译，而将前期准备和后期完善环节忽视，导致不必要的失分。针对这些，本文做简要分析。掌握文言文翻译的三个阶段。     

《呼啸山庄》两中文译本两段译文对比评析

一、概述 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唯一的小说<呼啸山庄>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该小说深受全世界读者的喜爱.     

英译《论语》中的文化概念之争——兼谈文化意识与译文的文化趋向

在西方汉学家眼里,儒家经典首推《论语》,在这部具有《圣经》般地位的小册子里,几乎每一个概念都蕴藏着独特的东方文化、伦理和哲学观念,因此,对于《论语》核心术语的阐释与规范,历来是翻译中的一大难点,颇有争议。通过对不同时期的三大名家译文的对比研究,可知以西方思想文化框架去解读中国经典的翻译方法并不可靠,如何使文化概念不在翻译中发生转换偏移,便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