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佛教研究的新趋势 以“北京大学佛教文献、历史与哲学工作坊”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21世纪以来,我国的佛教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新生代佛教学者的研究领域更趋多样化,普遍具有较好的语言基础,问题意识与方法论有跨学科的学术视野。本文结合北京大学近期举办的系列佛教学术活动,借以分析当前我国佛教研究的新趋势。佛教研究在中国大陆,主要依附中国哲学或中国历史专业。相关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佛教哲学或佛教史领域,往往围绕某个人物、宗派或某部典籍的思想或历史研究,尤以宗派史、断代佛教史或地方佛教史的研究成果最多。     

大学新生学科选择结果与人格特征关系的研究

该研究对17个系的1532名大学新生专业学科与其人格特点的关系用聚类分析和多元方差分析的方法进行了探索研究.聚类分析结果将男生根据人格特点分为理工科类、社会科学类中间科系"的特殊类.将女生也分为三大类,即与男生类似的社会科学类以及另外两类与学科分类隶属关系复杂的类别.男生对理工科和社会科学专业的选择结果与其人格特点有较明显的一致关系,而女生对社会科学专业的选择结果与其人格特点有较明显的一致关系.     

敦煌佛教文献部分写卷的著录及定名问题

敦煌佛教文献卷帙浩繁,许多写卷无现成题名,甚至为残篇断简,稍有不慎,其定名和著录就难免疏误,本文就此展开讨论,对部分写卷的著录及定名提出商榷意见。     

银行保险业经济系列专业职称资格的职务分析

受国家人事部委托,为确定经济系列初中级专业职称资格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对银行及保险业１２４种职务的５６３个样本进行了职务分析．用描述性统计和逐步回归分析确定资格考试的专业知识范围及水平,用累积百分比确定各级专业职称的基本评定资格及评定周期。研究指出现行资格考试命题方面的两个缺陷：１．命题范围过于注重理论结构上的完整性,没有重点。２．命题形式与专业知识的实际应用脱节。根据研究结果向委托部门建义：１．职称资格考试分为中专和大专两个水平。２．在同一资格考试中分别为各行业系统专门命题。３．命题的内容及形式要联系各系统业务活动实际。４．吸收心理测量学家参与命题工作。５．各级职称的评定周期：经济员为１－２年;助理经济师为２－５年;经济师为３－６年。     

特质正念与专业运动员心理健康：链式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

基于正念监控与接受理论(monitor and acceptance theory, MAT),以460名专业运动员为被试,探究特质正念与专业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关系。结果发现：(1)特质正念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负向预测抑郁-焦虑-压力,并分别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自我同情的单独中介及两者的链式中介发挥作用;(2)该模型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以主观幸福感为结果变量时,男性组中介效应大于女性组;以抑郁-焦虑-压力为结果变量时,女性组中介效应大于男性组。研究结果可以为提升专业运动员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和干预方向。     

概化理论方差分量估计的跨分布分析

方差分量估计是进行概化理论分析的关键。采用MonteCarlo模拟技术,探讨心理与教育测量数据分布对概化理论各种方法估计方差分量的影响。数据分布包括正态、二项和多项分布,估计方法包括Traditional、Jackknife、Bootstrap和MCMC方法。结果表明:(1)Traditional方法估计正态分布和多项分布数据的方差分量相对较好,估计二项分布数据需要校正,Jackknife方法准确地估计了三种分布数据的方差分量,校正的Bootstrap方法和有先验信息的MCMC方法(MCMCinf)估计三种分布数据的方差分量结果较好;(2)心理与教育测量数据分布对四种方法估计概化理论方差分量有影响,数据分布制约着各种方差分量估计方法性能的发挥,需要加以区分地使用。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档案文献编纂原则

档案文献是档案文献编纂的主体,是人们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依据和条件,但是档案文献的浩繁、芜杂和副本的有限性,限制了人们对档案的利用。司马迁在《史记》中运用的编纂档案文献的原则为我们进行档案文献的编撰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通过学习司马迁的编纂原则和方法,有助于我们开拓思路,提高档案文献的编纂质量。     

圣经中译本北大核心

最早的《圣经》中译本可追溯到7世纪的“景教本”,由景教传教士阿罗本等人根据叙利亚文《圣经》所译,现已失传,部分译文散见于敦煌文献中。元代天主教传教士约翰·孟德高雄诺曾用蒙文译出《新约》和《圣咏集》,但译本也已失传。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亦曾将《圣经》的部分卷章或经文汉译。此外巴设于18世纪初译有部分《新约》,而贺清泰于18世纪末也曾译出《圣经》大部。这些译文被称为“明清本”。     

两宋瘟疫灾害考述

两宋时期爆发的瘟疫次数比较多,在时间上,不是呈平均之势,而是不规则,无周期的;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南方比北方多,东部比西部多的特征。由于瘟疫造成的危害比较大,当时人们在和瘟疫的多次斗争中摸索出一些防治措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道教考古史上的一篇宏著——读《道教法印令牌探奥》

法印与令牌是中华道教最重要的两种法器。凡举行斋蘸法会,修真护身,通灵达神,驱邪伏魔,炼度济人等道教科仪与宗教活动中,都必须使用,故历来为道教中人所推重。正如台湾中华道教总会秘书长张柽先生说:“宗教法物是宗教文物之一部分,就道教法物而言,通常所使用者,不出剑、印、尺、令,是行法时之必要道具,道教特性之一,是道教仪式中多有函牒文书的使用,类别众多,而符文凭等等及涉及阴阳各界之书函,均须用印,是以法印用途既广,种类亦众,绝非常人所能理解。印者信也,令者权也,是道教神职人员演法时役使鬼神之必备法物,故道士奏领法职,师长必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