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龙溪的易学哲学

王畿易学认为易之体用不二,易为心易,太极为心之极,反对以易为书、泥于言象;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良知易说,视<周易>为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境界的典籍,在修养方法上力倡先天之学,而以自然为宗.王畿易学是宋明时期陆王一路下来心学派易学思想最根本和最集中的体现,对传统易学起到一种解构的作用,是陆王心学在其本质上的必然结果.     

齐地的方士文化与汉代的谶纬之学

谶纬之学是汉代的一种具有浓重神秘主义色彩的学术思想。它的形成,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结合的精神成果之一。具体来讲,齐地的方士文化与鲁文化的代表儒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适应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组合形成了谶纬之学,并对汉代政治和文化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管仲的王霸学思想及其精神源流

管仲是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史上第一位思想家,他的王霸学思想既是对前先秦文化思想精神的时代性因革,又是对后来哲学思想的开启。管仲的政治思想是以民为本的刑赏主义法治思想和功利主义治政思想,其赖以支撑的伦理精神是自然主义人性论,思想基础是水本原论哲学。从历史源流看,管仲开辟了中国哲学思想“因人事而自然”的思维道路,是自然人性论功利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始祖,并以此开辟了“以刑入礼”的刑赏主义实践道路。管仲的思想之源,是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以王道为目标、以天道为根据、以人道为途径的“王官之学”;管仲的思想之流,不仅涌动出法家思潮,而且激励并贯穿了先秦诸子各家学说。     

现象学与中国古代哲学

本文从彻底经验主义、人本主义、唯生主义这三个特征的分析入手,揭示了作为当代西方人文科学哲学基石的现象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基本精神的内在一致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夫道,天下之公道也”这一闪烁着解释学思想光辉的人文理想,并从道的辩证性格出发预测了中西文化运动今后各自的走向。     

略论马一浮视野中的三易之义

三易之义是马一浮先生易学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马先生运用三易之义来解说心性论、功夫论,吸收儒家和佛家在心性论、功夫论方面的成果,使儒家和佛家义理互相阐发而明晰,既展现了他强调通过功夫证悟本体的学术宗旨,又体现了圆融会通的学术特色。马先生以其远见卓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大儒的作用。     

王船山卦变说释义

本文分析明儒王船山的卦变说,主要参考了《周易内传发例》第十节论卦变的文本,以及《周易内传》相关的注文。首先,讨论船山卦变说的三个体例,说明船山确实讲卦变,不是义理式地泛论卦变。其次,讨论船山如何理解"变",理清船山为什么反对朱子变占图。再次,把船山卦变说与虞翻、朱子的卦变说做比较,寻求各家论卦变背后的思想背景,从而界定船山卦变的易理基础,以及其不足之处。     

仁生：儒家“生生之学”的伦理情怀

“生生”彰显了儒家之伦理情怀,这种伦理情怀集中体现于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仁”中,我们不妨将此种“伦理情怀”称为“仁生”.“仁生”可追溯到远古神话之传说以及《尚书》对“生生”的认知,而《周易》奠定了“仁生”伦理情怀之基调.此“仁生”伦理情怀体现在儒家看待生命本原、生命境界、生命历程的一系列观点之中,展现出根本性、共生性、积极性等特质,其对当今社会人之生命观、生态观和生活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世界历史视阈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稿论析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独创性理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结束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初期,毛泽东基于世界历史视阈而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经典文献。以中国化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根据,毛泽东判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客观性、长期性、严峻性,从政治思想上筑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正确处理稳定与发展、短期与长期、主题与前提、动力与保障的关系,在中国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崭新篇章。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60周年,坚持其形成和修改的世界历史视阈,汲取其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智慧,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新局面,具有伟大而恒久的价值。     

先秦儒家“自我”观念的三重面相

先秦儒家的"自我"观念包含三重面相:作为生物性存在的"自然之我",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应然之我",作为道义性存在的"超然之我"。"自然之我"主张满足个体正当欲望和物质需要,蕴含权利意识的萌芽;"应然之我"要求个体承担共同体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在群己关系中成人成己;"超然之我"倡导个体加强修养向君子人格与圣人理想趋近,担纲儒家之道。明晰先秦儒家包具三重面相的"自我"认同框架,有助于廓清原先的诸多错识。     

内外之学与朱熹的“物我”观

"内外之学"与"物我关系"是朱熹"仁道"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般而言,"内外之学"可看作是区别"天理"与"人欲"的一条重要分界。在此,朱熹认为:庄子的"内外之学"跟"物我关系"是统一的,它本身包含着"物我一理"、"内外参合"及"内外交相养"等内容,尤其是"内外交相养"突出反映了朱熹理学思想的特色,因而它便成为我们阐释朱熹"物我观"的主要理论依据。当然,朱熹"内外之学"的理论重心并不在以"物欲"为特征的"外学"上,而在以"义理"为特征的"内学"上。在朱熹看来,成就"内学"的关键是"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的关键又是与"为己则学以博"密切相关的"切己工夫"。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内外之学"又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