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与私的抵牾与和谐——一种中西比较的伦理视角

公私之辨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伦理学的诸多问题都与此相关或由此衍生.耙梳中外伦理思想上的公私之论,能够发现在不同的文化谱系中对公私问题理解与措置上的统一和差异,这对于我们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合理地处理公私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朱子如何诠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章的解读历来存有较大争议，朱子参酌多家之说，赋予此章以明晰意涵。在“其”字解诂上，朱子不废多方观点研讨，最终以《集注》为准的，继承了邢昺“指子”之论。钱大昕不明朱子训诂演进过程，遂酿成以朱子书信、《或问》反《集注》的谬误。朱子一方面接受了汉唐注疏观点，认为此章文字属圣人之论，另一方面又力图消解古今论说的矛盾，通过对此章之“三年无改”“道”等处展开阐释，增强本章义理的适用性。朱子对“三年无改于父道”的诠释，触及“人情”与“原则”、“公”与“私”这一哲学论题，解决了人的生活实践、孔子学说中存在的道德难题；同时，朱子以生活化为视角、日用人情为论域，就此章贯彻“下学上达”的学术思路，反省荆公新学影响下的务高谈妙之风。     

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澄明及时代定向

马克思“历史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年学界研究现状看，马克思“历史哲学”存在一定程度的隐退现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文本处于分散化、隐蔽化状态；其二，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造成其抛弃历史哲学的假象；其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科学”面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哲学”。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需要穿越导致历史哲学隐退的屏障，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加以澄明，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当今世界发生的新变化明确其时代定向。揭示“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本质、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重要任务。     

阳明龙场之悟新探

关于龙场之悟,学界大多以阳明弟子钱德洪主撰的《王阳明年谱》为依据,但是德洪有自身的立场,这一立场值得反省。本文立足于这一反省,主要从与龙场之悟紧密相关的端居澄默、格物致知之旨以及《五经臆说》三个方面对龙场之悟进行还原式探讨,揭示龙场之悟可能涉及的多层面内涵与意义,从而为阳明龙场之悟的当下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探讨。     

“孔子遗说”的记纂与儒家杂记类文献的文体功能

关于儒学传承,主要有"说经之儒"和"著述之儒"之分,这两者形成了我们传统的经学研究范围。这种认识,忽略了一类以"序次"为主,对早期儒家学术进行整理传承的"记纂之儒"。记纂之儒不对经典本身进行传注阐发,也谈不上在著述上有新义创作,而是通过整理、序次儒家文献以发挥知识传承的稳定性,继而成为一个时代共有的修养。这就涉及到儒学传承体系中的杂记类文献。杂记文献的功能在于,它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具备文化构建力,与当时各种文体和文献的生成有密切的关系。     

“君子有党”论的发展与终结——再论道统与政统合一的士人理想

北宋以降,关于朋党的探讨随着士大夫阶层的崛起而逐步由政治话题转变为学理性的论题。"君子有党"论颠覆了传统上"无偏无党"的认知,易道自然消长观念的引入更将其融入理学话语体系之中。这一论述寄托了士大夫阶层的政治主体意识与道统政统合一的理想,它以友道来应对"结党"的指责,以道德判定来取代现实政治的趣向。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士大夫阶层的官僚化,理学在政治体系内逐步朝纵向化、科层化的官方学说演进,"君子有党"论也在明清易代和政治介入下戛然而止。     

《管子》“君臣篇”的领导思想探索

《管子》"君臣篇"包含着深刻的领导思想。它对君道"独立无稽""坐万物之原""兼而一之"的探讨深刻揭示了领导活动的超脱性、全局性、综合性等特点;同时,它从"主画之""官人不官""稽之以度"等方面阐释"为君之道",准确地把握住了领导者在决策、用人、控制方面的特殊职能。"君臣篇"对领导活动特殊性与领导职能的深刻把握,与现代领导学观点不谋而合,对现代领导学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对指导现实领导活动具有启发意义。     

周敦颐易学思想体系

古文运动以后,面对儒释道三教抗衡局面中儒学的式微,一大批秉持儒家道统担当情怀的知识分子孜孜矻矻地希求通过改构儒学以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而《周易》则因其丰蕴的形上智慧和思想资源成为了这一时期儒家知识分子普遍萃心的经典。这一缓慢的儒学复兴之路直到北宋五子才初步完成。作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成功地以《周易》作为自身的学术根基,建立了理学史上第一个高度哲学化的天人之学。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于周敦颐易学思想的关注较多集中在《太极图》的渊源考据上,而对其易学涵具的精深义理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以学理研究为主,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试图对周敦颐易学的脉络做一简单梳理。     

《尚书》诠释与朝鲜王朝的治国之道

《尚书》是中国第一部治政之书，历代为之作注疏者层出不穷。除我国之外，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诸国学者亦对其有着深入研究。尤其是历史上的朝鲜王朝，解《书》注《书》蔚然成气，盛行五百年而不衰。在朝鲜王朝的《尚书》学著作中，学者们或尊崇程朱理学，提出顺天惩恶、君臣和谐的治国要求；或信奉清代实学，依据古道和礼法来治理国家；或践行利用厚生，大力发展农工商业以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总之，通过诠释《尚书》，学者们阐发心中的治国之道，是朝鲜王朝经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值得学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