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为探究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研究采用人格词汇法, 在开放调查收集的词汇中选取代表社会善念的心理词语, 确立了社会善念词库。通过两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得到包含18个人格特质词的社会善念词汇评定量表和包含17项描述的社会善念自陈量表。研究表明, 中国人的社会善念是一种具有二阶四因素结构的人际特质, 二阶是指宜人特质和外倾特质, 四因素分别是善良尊重、谦和恭逊、包容理解和积极开放。     

合法性构建的政治符号之维——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

20世纪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为政治学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启发。在符号属性与政治属性同为人类基本设定的前提下,我们发现符号现象与合法性生成存在内在关联,二者经由政治符号所形成的合法化过程,建立起囊括各种话语、行为、仪式、象征、神话、制度、政策等在内的庞大的"象征之林",从而将政治统治过程推进延伸为一个文化的象征系统的维持过程。借助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将这一合法化过程解释为政治符号结构(认知、规范与信仰)在合法性环境(价值、法理与民意)的输入要求下形成的政治功能(认同、稳定与服从)输出。我们应该站在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对待"象征的合法性"问题,即政治符号与合法性互为表里,应该重视从符号象征、合法化策略的角度去观察理解各种政治现象。     

从个体到集体：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

基于拓展思维的社会互动主义视角, 采用流行病学研究思路, 记忆的形成与维护构成了集体记忆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相关研究一方面以“对话”为研究语境, 系统阐释了集体记忆形成中的社会传染、检索诱发遗忘、共享现实和网络聚合等心理机制; 另一方面, 聚焦于既存的记忆, 阐释了集体记忆有效性的心理原则, 同时, 记忆的身份关联性得到了确证。集体记忆心理学研究仍需拓展视野, 加强对文化记忆的有效性研究, 密切关注媒介技术变革引发的记忆变化, 积极推进本土化研究。     

神经美学视角的审美愉悦加工机制

审美对象特有的刺激属性会唤起观赏者特定的情绪或情感反应。个体在欣赏自然、艺术品和其他人类作品时会产生审美愉悦体验。审美愉悦-兴趣模型(PIA)认为, 审美愉悦体验包含审美过程中自动化加工阶段的审美愉悦和控制加工阶段的审美兴趣。近年来, 神经美学研究表明, 负责愉悦和奖赏的眶额叶皮层在审美过程中广泛激活, 是自动化加工阶段初级审美愉悦奖赏的神经基础, 而审美过程中纹状体亚回路中不同的连接和功能作用与两个阶段中审美愉悦的产生都有关联; 上述结果支持了审美愉悦-兴趣模型。但审美高峰体验时默认模式网络(DMN)相关脑区的激活和负责控制与理性思维的外侧前额叶皮层等脑区的失活, 提示在PIA模型强调的自动化加工阶段审美愉悦和控制加工阶段审美兴趣之上, 还有整合升华阶段的审美沉浸愉悦, PIA模型需得到进一步的扩展。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检验审美愉悦认知加工模型及神经机制, 探索审美对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和神经基础, 探讨不同审美经验愉悦机制的异同。     

上海周易研究会成立CSSCI

诞生于三千年前的《周易》,是人类历史上完整地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著作,中国人的类比思维方式和辩证思维能力,就是在对这部经典的阅读和阐释中得以训练和提升。所以,它被尊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雍和宫的唐喀艺术

在藏族传统艺术中,唐喀艺术堪称一绝。唐喀又作唐卡,是藏语音译,其本意有二:一指平坦,二指政府诏令,后专指以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卷轴画。唐喀起源于松赞干布时期,成熟于宋元,盛于明清,随着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而发展起来,为藏文化中一种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分布除西藏外,还有     

读《方立天文集》

六卷本的《方立天文集》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与方立天先生相识二十余年,他的新著我往往先睹为快。有所收获、有所感触便写下感想。故读了他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书评一篇;读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书评一篇;读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后,也写了一篇书评,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及21世纪新发展

哲学的“语言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目前这方面研究没有得到有效关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纯逻辑的路径,而是在对以索绪尔为源头的“语言转向”的批判中,从语言转向符号,从符号转向符号化,再以符号化世界为对象介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问题,并在21世纪出现内生于“语言转向”的新发展。关于这一方面的探讨意在显现哲学的“语言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相交汇的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和俄国之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凸显了一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实践旨归不是同质化的普遍性模式,而是基于特殊性的多样化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了这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中的文化实践蕴含着三个基本指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保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这三者之间不是孤立推进的,而是共时性演进,形成共生性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指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种共时共生关系的动态呈现。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