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以广西武鸣博物馆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丧失了地方的个性与特征。人们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应以地域文化研究为突破口对建筑进行思考与设计。广西武鸣博物馆的设计、建设就从当地的历史文化、地形地貌、建筑材料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共生等方面,深度挖掘了骆越文化,传承发扬了壮族文化,将该博物馆打造成了武鸣乃至广西的标志性文化建筑,提升了城市形象。     

大学政治文化简论

当代中国的教育与中国社会一样,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促进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本刊的学术关心之一。本期笔谈的文章聚集高等教育的实践方面课题。季海菊的文章运用经济学的长尾理论,探讨高校微德育产品开发的新途径,周琴和王卓君分析了新时期大学政治文化的新特点,胡炜、丁堃和谷丽的文章讨论高校干部工作民主化的问题与改进之策,陈红雨的文章则分析了我国青少年教育中的文化传承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将教育与城市化联系起来。     

需求和接受的授权型领导匹配对下属工作结果的影响：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

基于人-环境匹配理论和压力认知交互作用理论, 本文探讨了下属需求和接受的授权型领导匹配性对下属态度、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及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本文分别通过对150位领导与150位下属(研究1)、50位领导与243位下属(研究2)的配对样本开展两项多时点、多来源的问卷数据收集, 并采用跨层次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 (1)下属需求和接受的授权型领导失配会导致下属情绪耗竭; (2)相对于授权不足, 领导的过度授权更会导致下属情绪耗竭; (3)下属需求和接受的授权型领导匹配性通过作用于下属情绪耗竭进而影响下属对领导的满意度、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绩效。     

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为探究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研究采用人格词汇法, 在开放调查收集的词汇中选取代表社会善念的心理词语, 确立了社会善念词库。通过两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得到包含18个人格特质词的社会善念词汇评定量表和包含17项描述的社会善念自陈量表。研究表明, 中国人的社会善念是一种具有二阶四因素结构的人际特质, 二阶是指宜人特质和外倾特质, 四因素分别是善良尊重、谦和恭逊、包容理解和积极开放。     

合法性构建的政治符号之维——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

20世纪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为政治学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启发。在符号属性与政治属性同为人类基本设定的前提下,我们发现符号现象与合法性生成存在内在关联,二者经由政治符号所形成的合法化过程,建立起囊括各种话语、行为、仪式、象征、神话、制度、政策等在内的庞大的"象征之林",从而将政治统治过程推进延伸为一个文化的象征系统的维持过程。借助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将这一合法化过程解释为政治符号结构(认知、规范与信仰)在合法性环境(价值、法理与民意)的输入要求下形成的政治功能(认同、稳定与服从)输出。我们应该站在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对待"象征的合法性"问题,即政治符号与合法性互为表里,应该重视从符号象征、合法化策略的角度去观察理解各种政治现象。     

论康德正义论的两个层次

康德实践哲学中包含着一个比较独特的"正义论",即一个由人类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两个层级构成的完整体系.康德正义论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分配的正义和惩罚的正义,它们贯穿于人类的正义与上帝的正义这两个层级中.分配正义的原则是合法性,惩罚正义的原则是平等性.上帝的正义和人类的正义之间虽然存在着原型与摹本的关系,但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不能立足于传统神学,而是必须立足于康德的先验哲学:一方面,上帝的正义可为人类的正义提供一种绝对神圣性的保障;另一方面,这种神圣性只具有主观的、实践的实在性.康德的正义论对于康德道德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即在正义的驱使下,道德法则从"应当"走向现实.     

从个体到集体：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

基于拓展思维的社会互动主义视角, 采用流行病学研究思路, 记忆的形成与维护构成了集体记忆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相关研究一方面以“对话”为研究语境, 系统阐释了集体记忆形成中的社会传染、检索诱发遗忘、共享现实和网络聚合等心理机制; 另一方面, 聚焦于既存的记忆, 阐释了集体记忆有效性的心理原则, 同时, 记忆的身份关联性得到了确证。集体记忆心理学研究仍需拓展视野, 加强对文化记忆的有效性研究, 密切关注媒介技术变革引发的记忆变化, 积极推进本土化研究。     

亲子间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对1353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探究亲子间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的关系,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及内在觉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亲子间科技干扰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2）相对剥夺感是亲子间科技干扰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的中介变量;（3）亲子间科技干扰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的间接效应前半段受到内在觉知的调节。因此,亲子间科技干扰和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当前,选择超载领域研究的焦点已从验证其是否存在,转向至其何时存在,即边界条件的探讨。本研究基于调节模式理论,分别以决策后悔和延迟选择作为选择超载的指标,开展两个实验探查选择超载存在的调节模式条件及所涉及的内在机制。实验1以决策后悔作指标,运用量表测试法操纵调节模式,初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决策后悔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体验到更强的后悔情绪,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决策后悔无显著差异;实验2以延迟选择作指标,通过任务启动法操纵调节模式,进一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延迟选择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更倾向于延迟选择,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延迟选择偏好无显著差异,进一步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分析表明选择难度可以部分解释这种效应。总之,通过采用不同方法操纵调节模式,选取不同的选择超载指标,数据结果都一致支持：评估模式的个体比运动模式的个体更容易出现选择超载,选择难度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中介作用。     

上海周易研究会成立CSSCI

诞生于三千年前的《周易》,是人类历史上完整地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著作,中国人的类比思维方式和辩证思维能力,就是在对这部经典的阅读和阐释中得以训练和提升。所以,它被尊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