惺惺相惜：社会身份冲突对融合式文化混搭产品偏好的影响

作者考察了社会身份冲突对融合式文化混搭产品偏好的影响以及该影响的心理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6个实验,作者发现社会身份冲突提升消费者对融合式文化混搭产品的偏好,产品的自我验证功能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该效应受到购买目的和购买受益人的调节,即社会身份冲突对融合式文化混搭产品偏好的提升作用在购买目的是获取产品的功能价值(而非象征价值)以及消费者为他人(而非自己)购买时减弱。这些研究发现拓展了文化混搭、社会身份冲突和自我验证的相关文献,并为企业如何借助情境因素营销融合式文化混搭产品提供实践指导。     

印光法师名、字、号解诂

印光法师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反映了其家庭“奉儒守官”的家风,对印光“儒佛融合”“以振兴佛教为己任”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出家之后,法名圣量,字印光,号继庐行者、常惭愧僧、普陀僧、粥饭僧。这背后既蕴含着印光对于自己弘法事业的定位和期许,也可以看出其作为佛教领袖自觉振兴佛教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更可以看出印光谦卑恭逊背后的勇猛精进与坚定自信。从印光使用别号的时间、频率和场景,也可以看出其弘法实践中“善巧方便”的特点。     

从人的全面发展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资本主义导向了人的抽象化、片面化发展,以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论蕴含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为这一理论构想的实现提供了现实性。就物质基础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蕴着剥削与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社会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与社会的两极分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解放生产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现实性。就人与资本的关系而言,资本主义创造了资本凌驾于人之上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超越了资本逻辑对人的异化和宰制,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展现了重新颠倒人与资本关系的现实性。就交往形式而言,资本主义使国家成为虚幻的共同体,并造成了不平等的世界秩序,社会主义在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探寻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普遍交往之可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等一系列新理念,以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交往形式全面发展的现实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

传统文化是一种文明的深沉底蕴,是一个民族、国家与社会的“根与魂”,是其民族成员、国家公民、社会群体的认同标志。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要义之一,就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本文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互动过程,借鉴新近研究成果,旨在阐发“以儒诠经”与“伊儒会通”留下的重要历史启迪,即“以儒诠经”实则深含“融入中华文化主流的文化自觉意识”,“伊儒会通”则能“奠定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根基”。     

“文”“儒”会通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动力

“文”“儒”会通的文化基础在于对“人”的价值肯定与“人本”精神,这不仅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底蕴。因此,其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基础。强调“文”“儒”会通,一方面可以促使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更加贴近“人民性”与“时代性”,进一步指明文艺创作的价值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开辟更为深广的实践道路,从文化传承、创作精神与人本价值等方面,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时代实践中。更为关键的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性”,坚持“人本”精神的“人民性”,贯穿文艺创作研究实践中的“创新性”,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更加高远的时代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     

从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验证庄子“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兼论《周礼·考工记》“■”的形制与功能

《庄子·达生》“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必须结合《周礼·考工记》“梓人为筍、虡”的相关记载以及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加以理解与验证。“■”是悬挂钟、磬之类大型组合乐器的木质结构,具有“承重”与“发声”的双重功能,雕刻猛兽作装饰,从而收到“击其所县而由其虡鸣”的美学效果。树木的原生形态与“■”体装饰动物之间天然的相似性,尤能凸显其“拨尔而怒”的猛厉神态。这种“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受到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双重思想影响：一方面,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审曲面势”的工匠文化传统,亦遵循儒家“天工”与“人工”完美结合的“知者创物”思想原则;另一方面,也是老子“大制无割”的政治思想在造物活动中的逻辑延伸,而且与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哲学有着更为密切的思想关联。     

论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

唐君毅的伦理思想至少具有自我伦理、文化伦理、境界伦理三重向度。在自我伦理中,唐君毅以“道德自我”之建立来抵抗内外诸恶,销解“自我中心”主义;以儒家的心性修养论作为自我疗愈的重要途径。在文化伦理中,唐君毅为人类各种文化活动奠定一道德基础,同时强调应以仁、义、礼、智之伦理原则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会通。在境界伦理中,一方面人之精神、心灵境界随九境之转呈升进最终成就一真实之生命存在;一方面“心灵九境”框架本身具有重要的伦理判教功能和方法论意义。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之间通过“道德自我”来贯通,它们在逻辑上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并且都分别指向了儒家的精神及价值立场。     

差异、比较与共生——天台学研究经验和未来世界哲学书写新方案

未来世界哲学会是什么形态,应该如何书写?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在这方面,牟宗三、任博克等学者的天台学研究经验能够提供有益的启发与借鉴。系统总结这些学者的探索性经验之后可知,会通中西哲学、构建未来世界哲学,可从以下三个步骤进行。第一,自觉注意中西方文化的类型差异,对于自身所持立场有清晰之自觉认识,积极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共生互补。第二,基于哲学上的后设反思,将本土化思想资源所蕴藏的精神话题进行普遍化的问题提炼。在这一过程中,从事中西方哲学研究的人士最好有自觉的比较哲学意识。第三,要有文明对话中的语言自觉意识,在哲学表达上注重区分自证与他证、独白与对话之间的差异。在这方面,可以从语言表达的公共性、对话性以及如实性等角度入手加以探讨,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总之,未来世界哲学的殿堂不应该忽略佛教文化的价值。牟宗三、任博克等人的天台学研究经验非常富有开拓意义,中国传统的天台学亦非常具有思想价值,可以为未来世界哲学的书写新方案贡献自己独特的力量。     

国族关系与文野之辨——杨度与章太炎思想比较研究

在“预备立宪”的背景下,杨度与章太炎就民族与建国问题展开了论辩。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和章太炎的《〈社会通诠〉商兑》《中华民国解》三篇文章所构成的对话,反映了二人对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不同理解。杨度与章太炎民族思想的差别不止于“联满”与“排满”,亦非“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在杨度看来,建立国家是绝对的前提和目的,民族主义只会阻碍统一国家的建立,他意图从根本上去民族化,以公民身份消解民族身份,以均质的国民主体构成新的国家;对章太炎来说,民族是先于国家存在的,因而乃是建立国家的根基,他主张将历史性存在的汉族重塑为政治民族,既将民族主义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员手段,也将民族视作国家的主体和实质。杨度的民族主张试图斩断历史,具有鲜明的进化主义和文明论色彩,是普遍主义的;章太炎则将历史作为正当性的来源,对普遍主义的制度和价值心怀警惕,更强调民族所蕴含的特殊性和具体性。     

文旅耦合背景下绍兴红色文化旅游开发路径研究

近年来,在文旅耦合大背景下,红色文化和旅游产业相结合为城市带来了多元化发展的可能。作为一座红色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绍兴有着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但却存在着资源开发利用不足、模式单一等问题,为此,提出融合式多层次全方面的“红色文化旅游开发+”对策,以创新开发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助推绍兴经济发展,赓续古越红色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