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儒”会通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动力

“文”“儒”会通的文化基础在于对“人”的价值肯定与“人本”精神,这不仅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底蕴。因此,其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基础。强调“文”“儒”会通,一方面可以促使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更加贴近“人民性”与“时代性”,进一步指明文艺创作的价值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开辟更为深广的实践道路,从文化传承、创作精神与人本价值等方面,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时代实践中。更为关键的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性”,坚持“人本”精神的“人民性”,贯穿文艺创作研究实践中的“创新性”,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更加高远的时代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     

从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验证庄子“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兼论《周礼·考工记》“■”的形制与功能

《庄子·达生》“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必须结合《周礼·考工记》“梓人为筍、虡”的相关记载以及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加以理解与验证。“■”是悬挂钟、磬之类大型组合乐器的木质结构,具有“承重”与“发声”的双重功能,雕刻猛兽作装饰,从而收到“击其所县而由其虡鸣”的美学效果。树木的原生形态与“■”体装饰动物之间天然的相似性,尤能凸显其“拨尔而怒”的猛厉神态。这种“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受到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双重思想影响：一方面,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审曲面势”的工匠文化传统,亦遵循儒家“天工”与“人工”完美结合的“知者创物”思想原则;另一方面,也是老子“大制无割”的政治思想在造物活动中的逻辑延伸,而且与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哲学有着更为密切的思想关联。     

论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

唐君毅的伦理思想至少具有自我伦理、文化伦理、境界伦理三重向度。在自我伦理中,唐君毅以“道德自我”之建立来抵抗内外诸恶,销解“自我中心”主义;以儒家的心性修养论作为自我疗愈的重要途径。在文化伦理中,唐君毅为人类各种文化活动奠定一道德基础,同时强调应以仁、义、礼、智之伦理原则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会通。在境界伦理中,一方面人之精神、心灵境界随九境之转呈升进最终成就一真实之生命存在;一方面“心灵九境”框架本身具有重要的伦理判教功能和方法论意义。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之间通过“道德自我”来贯通,它们在逻辑上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并且都分别指向了儒家的精神及价值立场。     

差异、比较与共生——天台学研究经验和未来世界哲学书写新方案

未来世界哲学会是什么形态,应该如何书写?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在这方面,牟宗三、任博克等学者的天台学研究经验能够提供有益的启发与借鉴。系统总结这些学者的探索性经验之后可知,会通中西哲学、构建未来世界哲学,可从以下三个步骤进行。第一,自觉注意中西方文化的类型差异,对于自身所持立场有清晰之自觉认识,积极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共生互补。第二,基于哲学上的后设反思,将本土化思想资源所蕴藏的精神话题进行普遍化的问题提炼。在这一过程中,从事中西方哲学研究的人士最好有自觉的比较哲学意识。第三,要有文明对话中的语言自觉意识,在哲学表达上注重区分自证与他证、独白与对话之间的差异。在这方面,可以从语言表达的公共性、对话性以及如实性等角度入手加以探讨,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总之,未来世界哲学的殿堂不应该忽略佛教文化的价值。牟宗三、任博克等人的天台学研究经验非常富有开拓意义,中国传统的天台学亦非常具有思想价值,可以为未来世界哲学的书写新方案贡献自己独特的力量。     

国族关系与文野之辨——杨度与章太炎思想比较研究

在“预备立宪”的背景下,杨度与章太炎就民族与建国问题展开了论辩。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和章太炎的《〈社会通诠〉商兑》《中华民国解》三篇文章所构成的对话,反映了二人对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不同理解。杨度与章太炎民族思想的差别不止于“联满”与“排满”,亦非“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在杨度看来,建立国家是绝对的前提和目的,民族主义只会阻碍统一国家的建立,他意图从根本上去民族化,以公民身份消解民族身份,以均质的国民主体构成新的国家;对章太炎来说,民族是先于国家存在的,因而乃是建立国家的根基,他主张将历史性存在的汉族重塑为政治民族,既将民族主义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员手段,也将民族视作国家的主体和实质。杨度的民族主张试图斩断历史,具有鲜明的进化主义和文明论色彩,是普遍主义的;章太炎则将历史作为正当性的来源,对普遍主义的制度和价值心怀警惕,更强调民族所蕴含的特殊性和具体性。     

文旅耦合背景下绍兴红色文化旅游开发路径研究

近年来,在文旅耦合大背景下,红色文化和旅游产业相结合为城市带来了多元化发展的可能。作为一座红色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绍兴有着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但却存在着资源开发利用不足、模式单一等问题,为此,提出融合式多层次全方面的“红色文化旅游开发+”对策,以创新开发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助推绍兴经济发展,赓续古越红色血脉。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哲学诠释

启蒙以来,社会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实践以及技术理性逻辑的全世界扩张客观上生成和确立了“经济世界观”及其话语的主导性、支配性地位。就其历史性后果而言,则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弥漫。真正的、真实的文化在被日益边缘化的过程中变得支离破碎,失去了从整体上理解、观照、诠释以及重构现实的能力。此种情境为反思批判意义上文化与现代性叙事逻辑的开显提供了可能。文化哲学之思的当代主题,当是直面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思想、理论、制度等日益差异化、异质化的生存与生活现实,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实践,顺应人类社会从“经济时代”向“文化时代”全面转型的历史趋势,着眼人类整体性优存的实践-价值方略,有效破解文化与现代性的深层理论困境。     

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在高等美术教育中的融合发展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教育理念发生了新的变化,美术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综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在高等美术教育实际教学活动中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需要从多个角度开展分析,转变教学理念,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基本改变,以及二者在高等美术教育中的意义,分析当前高等美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在高等美术教育中的发展途径,以推进高校美术教育模式改革。     

乡村景观营造下诗性景观文化研究——基于浙东唐诗之路的历史考察

浙东唐诗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之后的又一条文化古道。通过对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古村落与自然环境进行调研,挖掘其中蕴含的地域文化,分析在乡村景观营造过程中人、景观和文化的相互关系,提出利用文化转向的方式,对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乡村景观进行改造,增强景观人文属性,形成具有乡土气息的景观文化,从而带给人更具有诗性美感的景观感受。     

晋东城市型历史文化名村的空间形态策略研究——以山西大阳泉古村为例

历史文化名村是融合地域特征、历史价值、民族特色和乡土文化的传统村落,是当前我国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中不可忽视的物质和精神资源。见证晋东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山西省阳泉市大阳泉古村,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被城市包围,成为“城中村”。以旅游促发展为其既定发展战略,却未能形成理想的局面,保护和发展均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运用空间句法,通过轴线分析、凸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大阳泉古村的功能布局、空间结构等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空间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大阳泉古村新旧建筑交汇区的公共性、空间渗透性较强;大阳泉街北侧垂直街巷轴线性不明确,通透性较差;传统院落空间主体公共性弱,可达性较差。据此提出解决策略,为推动大阳泉古村旅游发展做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