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中国性少数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Bifactor模型

中国性少数群体普遍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家庭是其最大的压力来源。在性少数压力模型的背景下,本研究基于Bifactor模型探究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中国性少数（LGB）心理健康的特殊影响。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抑郁-焦虑-压力量表和金赛量表对649名LGB进行网络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的Bifactor模型存在部分差异;（2）对于LGB心理健康,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的一般因子和拒绝特殊因子具有损害作用,过度保护特殊因子具有保护作用。     

演绎推理的形式和内容启动加工

聚焦推理加工初期,研究通过指导语操控主观加工倾向,考察不同指导语条件下内容可信度和形式有效性对演绎推理结果的影响,检验内容和形式两类加工过程的启动加工动态变化性。结果表明,指导语条件显著影响推理初期加工。在无提示指导语和形式判定指导语条件下,推理结果受到了形式有效性和内容可信度的影响;内容判定指导语下只受到了内容可信度的影响。证明主观加工倾向影响了内容和形式的启动加工关系,支持了动态变化性的假设。     

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化能力模型及其在跨文化合作中的应用

全球化带来了丰富的多元文化经验, 开阔了人们视野的同时, 也造成了认知负担, 进而可能引发对外文化群体的抵触情绪和排斥行为。多元文化经验的普遍性和两面性突显了对其进行合理管理和灵活应用的重要性。然而, 现有的文化能力的理论大多在全球化研究早期提出, 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在文化会聚主义理论框架下, 将文化视为动态发展的系统, 建构以元知识为核心的多元文化能力模型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全球化问题。新模型的效用检验计划从文化知识管理和群际接触应对两方面检验多元文化能力在跨文化合作情境中的效用与机制, 以期为全球化环境中个人与组织开展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基于证据的怀疑CSSCI

文章从对怀疑的哲学讨论出发,在总结了已有的关于怀疑的定义、怀疑的形式化研究后,主张继续以形式化的方法来研究基于证据的怀疑。本文借助邻域语义证据模型,分别从两个方面对怀疑的逻辑性质进行考察:第一,将怀疑作为一种静态的认知态度,考察了信念、证据和怀疑之间的关系,阐述了怀疑的相关逻辑性质;第二,将怀疑作为一种动态的认知过程,考察了初始认知状态为相信某个命题,在引入该命题否定的证据集后,认知状态所发生的变化,并且给出了动态算子的归约公理及其有效性的证明。     

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基于CNI模型的分析

采用道德困境判断的CNI（consequence, norm, inaction）模型,通过两个实验考察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实验1探讨个人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结果显示高个人权力感显著增加被试对规则的敏感,促使个体做出道义论的道德判断。实验2考察回忆任务启动的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发现相对于低权力感启动的被试,高权力感启动的被试在进行判断时更关注行为的结果,对规则更不敏感,这说明启动的权力感促进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抑制道义论的道德判断。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存在差异。     

文化刻板印象、父母孝道相似性对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

配对调查了591户家庭的亲子被试,考察了文化刻板印象、父母孝道相似性对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结果显示：（1）假定父子女和假定母子女两种孝道的皮尔逊相关（r）和轮廓相似性（q）都不显著,真实父子女和母子女之间都显著正相关,假定亲子两种孝道绝对差异分数（d）处于中等水平,但假定亲子的绝对差异分数显著高于真实亲子;（2）控制了文化刻板印象影响的条件下,父亲和母亲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能分别正向预测子女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3）控制了文化刻板印象影响的条件下,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仅能正向预测子女互惠性孝道,但父母权威性孝道相似性对子女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预测都不显著。据此研究结果,文化刻板印象对亲子孝道相似性的影响效应较小,但亲子真实的孝道代际传递效应较高,以及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有利于子女互惠性孝道形成。     

齐文化与鲁文化之异同论

先秦齐、鲁两国作为周王室分封在东方的重要诸侯国,虽然同处东方,但所处地域的地理环境还是存在差异,而且各自所奉行的治国策略也不相同。文化作为人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为了生存与发展而有意识地进行的物质创造与精神创建,决定了齐、鲁文化之间必会存在着相同点和不同点,本文借助现有文献对齐、鲁文化的渊源、政治、经济、习俗、文化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异同比较阐述。     

先秦文化思想对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中国文化有着辉煌的历史,其中先秦文化思想的精华是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如整体系统思想、依存互变思想、平衡和谐思想、预测思想、重视人与实践的思想等,对于大学在制度文化建设中开阔思路、正确定位和指导工作实践,实现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目标将有所裨益。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和俄国之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凸显了一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实践旨归不是同质化的普遍性模式,而是基于特殊性的多样化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了这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中的文化实践蕴含着三个基本指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保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这三者之间不是孤立推进的,而是共时性演进,形成共生性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指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种共时共生关系的动态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