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礼文化:载体、地位与价值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文化源远流长。传统家礼是礼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狭义的"家礼"指家庭、家族或宗族用以维护内部秩序的礼仪规范和伦理观念。家礼文化指广义的"家礼",涵盖制度、器物、实践、观念等多个层面。家礼文化借助家礼典籍、私塾社学、家训规诫、家谱族谱、礼器服饰、传统建筑、家风传承等载体,实现其教化功能。传统家礼体现了中华民族家文化的独特气质与精神,是"礼文化"的核心内容与价值。借鉴传统家礼教化方式、路径,可以增进角色认知,涵养个人德性;吸收传统家礼伦理内涵有助于我们营造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称情立文"的制礼原则有助于促进社会礼仪文明进步。     

心理健康服务的文化胜任力：理论取向与实践策略

心理健康服务的文化胜任力随着欧美对多元文化群体的重视而逐渐发展起来。该领域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及相应的实践策略。内容取向关注静态的、结构化的文化胜任力; 过程取向则关注动态的、非结构化的文化胜任力。两种取向的异同体现了文化胜任力的研究和实践中对文化特异性和普遍性因素的平衡。在此基础上, 本文最后讨论了如何参考国外经验, 立足中国现实问题和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大背景, 来发展中国的文化胜任力。     

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化能力模型及其在跨文化合作中的应用

全球化带来了丰富的多元文化经验, 开阔了人们视野的同时, 也造成了认知负担, 进而可能引发对外文化群体的抵触情绪和排斥行为。多元文化经验的普遍性和两面性突显了对其进行合理管理和灵活应用的重要性。然而, 现有的文化能力的理论大多在全球化研究早期提出, 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在文化会聚主义理论框架下, 将文化视为动态发展的系统, 建构以元知识为核心的多元文化能力模型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全球化问题。新模型的效用检验计划从文化知识管理和群际接触应对两方面检验多元文化能力在跨文化合作情境中的效用与机制, 以期为全球化环境中个人与组织开展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文化刻板印象、父母孝道相似性对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

配对调查了591户家庭的亲子被试,考察了文化刻板印象、父母孝道相似性对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结果显示：（1）假定父子女和假定母子女两种孝道的皮尔逊相关（r）和轮廓相似性（q）都不显著,真实父子女和母子女之间都显著正相关,假定亲子两种孝道绝对差异分数（d）处于中等水平,但假定亲子的绝对差异分数显著高于真实亲子;（2）控制了文化刻板印象影响的条件下,父亲和母亲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能分别正向预测子女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3）控制了文化刻板印象影响的条件下,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仅能正向预测子女互惠性孝道,但父母权威性孝道相似性对子女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预测都不显著。据此研究结果,文化刻板印象对亲子孝道相似性的影响效应较小,但亲子真实的孝道代际传递效应较高,以及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有利于子女互惠性孝道形成。     

齐文化与鲁文化之异同论

先秦齐、鲁两国作为周王室分封在东方的重要诸侯国,虽然同处东方,但所处地域的地理环境还是存在差异,而且各自所奉行的治国策略也不相同。文化作为人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为了生存与发展而有意识地进行的物质创造与精神创建,决定了齐、鲁文化之间必会存在着相同点和不同点,本文借助现有文献对齐、鲁文化的渊源、政治、经济、习俗、文化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异同比较阐述。     

先秦文化思想对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中国文化有着辉煌的历史,其中先秦文化思想的精华是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如整体系统思想、依存互变思想、平衡和谐思想、预测思想、重视人与实践的思想等,对于大学在制度文化建设中开阔思路、正确定位和指导工作实践,实现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目标将有所裨益。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及21世纪新发展

哲学的“语言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目前这方面研究没有得到有效关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纯逻辑的路径,而是在对以索绪尔为源头的“语言转向”的批判中,从语言转向符号,从符号转向符号化,再以符号化世界为对象介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问题,并在21世纪出现内生于“语言转向”的新发展。关于这一方面的探讨意在显现哲学的“语言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相交汇的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和俄国之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凸显了一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实践旨归不是同质化的普遍性模式,而是基于特殊性的多样化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了这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中的文化实践蕴含着三个基本指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保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这三者之间不是孤立推进的,而是共时性演进,形成共生性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指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种共时共生关系的动态呈现。     

雍和宫的唐喀艺术

在藏族传统艺术中,唐喀艺术堪称一绝。唐喀又作唐卡,是藏语音译,其本意有二:一指平坦,二指政府诏令,后专指以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卷轴画。唐喀起源于松赞干布时期,成熟于宋元,盛于明清,随着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而发展起来,为藏文化中一种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分布除西藏外,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