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音》2009年度征订启事

《法音》为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是集佛教教务、佛学研究、佛教文化艺术和知识、信息于一体的综合性佛教刊物,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倡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心"为宗旨,广泛介绍国内外佛学研究和佛教事业的最新发展,交流四众弟子修学佛法的经验体会,弘扬佛法,展现灿烂的佛教文化。     

开封山陕甘会馆龙纹样文化探析

中国特殊的文化信仰造就了中国民间艺术别样的题材内容,其中吉祥文化成为一种观念性极强的民间艺术创作形式,尤其是龙文化几千年来的广泛流传。开封山陕甘会馆就是一个龙的世界,现存各种形态龙纹样达三百余个。开封山陕甘会馆中体现吉祥文化与龙文化的龙纹样是发掘民族文化、探析民间艺术的艺术瑰宝。     

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以广西武鸣博物馆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丧失了地方的个性与特征。人们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应以地域文化研究为突破口对建筑进行思考与设计。广西武鸣博物馆的设计、建设就从当地的历史文化、地形地貌、建筑材料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共生等方面,深度挖掘了骆越文化,传承发扬了壮族文化,将该博物馆打造成了武鸣乃至广西的标志性文化建筑,提升了城市形象。     

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为探究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研究采用人格词汇法, 在开放调查收集的词汇中选取代表社会善念的心理词语, 确立了社会善念词库。通过两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得到包含18个人格特质词的社会善念词汇评定量表和包含17项描述的社会善念自陈量表。研究表明, 中国人的社会善念是一种具有二阶四因素结构的人际特质, 二阶是指宜人特质和外倾特质, 四因素分别是善良尊重、谦和恭逊、包容理解和积极开放。     

合法性构建的政治符号之维——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

20世纪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为政治学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启发。在符号属性与政治属性同为人类基本设定的前提下,我们发现符号现象与合法性生成存在内在关联,二者经由政治符号所形成的合法化过程,建立起囊括各种话语、行为、仪式、象征、神话、制度、政策等在内的庞大的"象征之林",从而将政治统治过程推进延伸为一个文化的象征系统的维持过程。借助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将这一合法化过程解释为政治符号结构(认知、规范与信仰)在合法性环境(价值、法理与民意)的输入要求下形成的政治功能(认同、稳定与服从)输出。我们应该站在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对待"象征的合法性"问题,即政治符号与合法性互为表里,应该重视从符号象征、合法化策略的角度去观察理解各种政治现象。     

从个体到集体：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

基于拓展思维的社会互动主义视角, 采用流行病学研究思路, 记忆的形成与维护构成了集体记忆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相关研究一方面以“对话”为研究语境, 系统阐释了集体记忆形成中的社会传染、检索诱发遗忘、共享现实和网络聚合等心理机制; 另一方面, 聚焦于既存的记忆, 阐释了集体记忆有效性的心理原则, 同时, 记忆的身份关联性得到了确证。集体记忆心理学研究仍需拓展视野, 加强对文化记忆的有效性研究, 密切关注媒介技术变革引发的记忆变化, 积极推进本土化研究。     

上海周易研究会成立CSSCI

诞生于三千年前的《周易》,是人类历史上完整地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著作,中国人的类比思维方式和辩证思维能力,就是在对这部经典的阅读和阐释中得以训练和提升。所以,它被尊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雍和宫的唐喀艺术

在藏族传统艺术中,唐喀艺术堪称一绝。唐喀又作唐卡,是藏语音译,其本意有二:一指平坦,二指政府诏令,后专指以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卷轴画。唐喀起源于松赞干布时期,成熟于宋元,盛于明清,随着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而发展起来,为藏文化中一种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分布除西藏外,还有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和俄国之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凸显了一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实践旨归不是同质化的普遍性模式,而是基于特殊性的多样化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了这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中的文化实践蕴含着三个基本指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保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这三者之间不是孤立推进的,而是共时性演进,形成共生性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指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种共时共生关系的动态呈现。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