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阮肇入桃源故事的文化透视

刘晨和阮肇误入桃源的故事 ,经过千百年来的流传 ,复加上文人吟咏 ,戏剧的表演 ,早已家喻户晓。这一故事在中国的道教史和文学史上有相当大的影响 ,而其观念上的源头则可溯及道教的神仙和洞天福地理念。对这一源出于仙家的故事 ,当然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读。不过假如将之放到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 ,所得的结论也许会更加全面。一、洞天故事与道教的文化模型刘晨、阮肇故事的发生地 ,据最早记载它的南朝刘义庆《幽明录》 ,是在天台山 ,以后有关的诗词、戏本绝大多数也都记作天台山。而且现在入天台山会有人指给你说 :这就是刘晨和阮肇遇…     

《孔子诗论》与春秋时期诗学观念之比较

把《孔子诗论》同《左传》、《国语》所反映的诗学观念相比较,二者有三个相同之处:对诗的本质的认识和对风、雅、颂的认识是一致的;都采用“断章取义”的解诗方法;乃至对一些具体作品的解释也是一致的。这表明春秋时期的解《诗》用《诗》之风,不但是《诗论》产生的土壤,也给其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同时二者又有三个不同之处,即点滴论述和自成体系的不同;断章取义和评论篇旨的不同;大、小雅并重和国风、小雅并重的不同。这表明《诗论》是在更高的水平上评论作品,是对春秋时期诗学思想的重大超越。     

简论姜夔词在南宋的初步接受与传播

南宋是姜夔词风的形成与其词的初步传播时期.姜夔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及绝似"晋宋人物"的人格魅力,在当时就得到了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朱熹等一批文坛大家的肯定,受到普遍称赏.这批赏识姜夔才学与人品、意气相投的文人群体成了其词首要的传播者与接受者.姜夔的唱和词有很多,其最著名的次韵作品,是与辛弃疾之间的唱和.这也扩大了姜词的传播范围.     

从阶层角度浅析宋朝瓷器的造型设计

宋代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一个鼎盛的时期,当时全国窑场林立,瓷器品种繁多,无论是官窑亦或民窑都多产"实用之器"。宋瓷独特的造型设计体现了宋代统治阶层及文人士大夫和市民生活个层面对其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宋代文化的朴实、文质彬彬和优雅的美学观念。     

礼：诗与乐之间——孔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

孔子的伦理思想可以用“诗性伦理”作为概括,这体现在他的纲领性表达“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中。伦理主体兴起于仁爱的诗性言说,依据正当、适宜之道,建构并持守作为伦理规范的“礼”,并在“乐合同”中完成伦理精神的诗性回归。诗性伦理是从生活情感的本真言说中建立伦理规范的普遍性与历史性,“礼”的建构在诗与乐之间,并在与诗、乐合一的回环中复归仁爱情感。     

唐代文人与佛教关系探究

唐代文人因诵读佛典、与高僧交往、游览佛寺,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仕途上的挫折,加深了一部分唐代文人对佛教的认知与信奉,但不同的文人所信仰的佛教宗派并不相同;另一部分文人认为佛教威胁朝廷的统治,因而强烈反对佛教.在信奉佛教的唐代文人思想中,儒家思想仍然是其主导思想,佛教思想是和儒家、道家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唐代文人对佛教...     

离别人间事 何关道者情——小议禅与送别诗

江淹《别赋》中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别离,是中国文学中经久不衰的创作题材。早在《诗经》里就有“之子一,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润涕如雨。”〔1〕“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2〕这样的句子,堪称是中国送别诗的源头。到汉乐府、汉魏古诗中,送别诗日趋发展,《文选》已有送别一类。对于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而言,一生中辞亲远游、科举应试,甚至迁客贬谪等等常有发生。所谓“离群托诗以怨”,古人述别离之情的诗已成经典,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3〕、王维“渭城朝雨轻尘”〔4〕、杜牧“蜡烛有心还惜别”〔5〕等,早…     

历代名人吟咏镇海寺

~~五台山学智,并有自利利他的行为,而感到欢喜,故名。徘徊:来回行走的意思。这句是说,佛教认为来去今过都是空的,菩萨到了初地时,虽然已得意忘言,发起了中道之智,但还在徘徊犹豫。[6]这句是说,不要因为隐士和神仙所居的沧洲、瀛洲离我们很远,就说和尚就修不成菩萨和佛。[7]宾王:亦或辅佐帝王的高官大臣。灵隐:即杭州市灵隐寺。这句是说,随从乾隆皇帝第五次去五台山的高官大臣,只会认识灵隐寺,吟咏灵隐寺,但他们在观海的话,思想还是潮起潮伏,静不下心来,没有入定,没有解脱。[8]这句是说,镇海寺正院旁边还有一个院落,名叫永乐院,里面盖着三间…     

传教士与明代诗歌(一)

在文学史上,明清以小说闻名,人们常忽略这一时期的其他成就。事实上,明代是我国国家统一,幅员辽阔的王朝之一,这样的社会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清代文人沈德潜（1673—1769）比较中肯地评价了明代诗歌,他说：“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这即是说,宋诗过于沉湎奢靡的生活,元诗则缺乏内涵过于小家子气,只有明诗有复古之风尚。     

乾隆御制诗与郎世宁绘画(三)

二、圣世康乾受帝恩郎世宁并非最早在清代宫廷服务的西洋画师,康熙时期的利类思（Ludovic Bugli,1606-1682）、马国贤（MatteoRipa,1692-1745）等皆是丹青妙手,尤其是后者的绘画深得康熙喜爱,他所画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精美绝伦,引发了康熙帝派学生向传教士学画的动议,而在宫廷服务的西洋面师能超过马国贤成就的正是郎世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