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记忆成分在传递性推理中的作用

采用双任务(dual-task)实验范式,探讨工作记忆成分在五项系列问题(five-term task)这种传递性推理中的作用。被试为80名大学生,实验材料为32个空间和时间内容的传递性推理题目。结果发现:(1)空间位置和时间关系的推理结果都支持心理模型理论,而不支持形式规则理论。(2)在推理前提的加工阶段,中央执行系统和视空间模板发挥着关键作用,语音环路没有参与;而在结论的推理阶段,工作记忆的三个成分均发挥了作用。(3)传递性推理在工作记忆系统中采用视空间编码进行表征。     

来源监测实验中的源记忆测量

来源监测实验既涉及到研究项目探测、来源甄别两种不同的认知加工过程,又涉及到研究反应倾向。当研究目的着眼于测量或比较不同来源源记忆或不同控制变量组在同一来源上的源记忆效果时,把来源甄别和项目探测两种认知过程及反应倾向分解开是十分必要的。通常的测量和分析方法对此收效甚微,多项式加工树模型旨在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     

接纳承诺疗法的作用机制——基于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被认为是行为治疗“第三浪潮”的重要代表。本研究使用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考察ACT的作用机制。通过数据库检索与筛选, 最终纳入文献50篇。结果发现: ACT所假设的心理灵活性、接纳、此时此刻、价值的中介作用都达到统计显著, 认知解离这一中介变量并不显著; 中介机制在网络化干预中仍然得到检验; 相较之传统CBT, ACT在所假设的机制上有其区别于CBT的优势。后续临床研究应更全面地测量6大核心机制, 关注对美好生活提升的影响, 采用多点瞬时评价法, 并尽可能使用更高级、更先进的统计方法检验其作用机制。     

不同SOA下视觉返回抑制对视听觉整合的调节作用

基于外源性线索-靶子范式, 采用2(线索-靶子间隔时间, stimulus onset asynchronies, SOA：400~600 ms、1000~1200 ms) × 3(目标刺激类型：视觉、听觉、视听觉) × 2(线索有效性：有效线索、无效线索)的被试内实验设计, 要求被试对目标刺激完成检测任务, 以考察视觉线索诱发的返回抑制(inhibition of return, IOR)对视听觉整合的调节作用, 从而为感知觉敏感度、空间不确定性及感觉通道间信号强度差异假说提供实验证据。结果发现：(1) 随SOA增长, 视觉IOR效应显著降低, 视听觉整合效应显著增强; (2) 短SOA (400~600 ms)时, 有效线索位置上的视听觉整合效应显著小于无效线索位置, 但长SOA (1000~1200 ms)时, 有效与无效线索位置上的视听觉整合效应并无显著差异。结果表明, 在不同SOA条件下, 视觉IOR对视听觉整合的调节作用产生变化, 当前结果支持感觉通道间信号强度差异假说。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中的德性统一论

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为古代哲学中的德性统一论设定了基本的范式,但是在文中苏格拉底的确切立场却并不清晰,引发了学者们的激烈争论。苏格拉底自己的立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晰的,在与普罗塔戈拉的论辩中也尝试了不同的策略和立场,他的最终立场正是通过论辩得以澄清的。苏格拉底最终的立场是,勇敢、节制、虔诚、正义像一块黄金的各个部分一样是同质的,而智慧就是那块整个的黄金。     

攻击性驾驶行为的综合模型

攻击性驾驶行为的综合模型(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driver aggression)将“挫折-攻击”模型与一般攻击性模型相结合, 提出个人因素与情境因素对心理过程具有交互作用, 阐明了认知评估、情绪唤醒对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影响机制。该模型能很好解释在道路冲突中, 驾驶员的攻击性持续升级的原因, 以及为什么在道路攻击性驾驶行为事件中, “肇事者”和“受害者”的角色模糊不清, 这有助于更好地确定攻击性驾驶行为对交通事故和道路安全的影响, 对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对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情绪智力的负面效应及机制

情绪智力是知觉、使用、理解与管理情绪的一组能力。既有研究常将情绪智力与其亲社会性联系起来, 却忽视了它可能存在的负面效应。工作场所中情绪智力的负面效应体现为对内有损身心健康和工作绩效, 对外导致情绪操控和消极行为, 其内在机制可结合自我损耗效应与情绪智力策略模型进行探讨。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情绪智力负面效应的内在心理机制和特定情境机制, 以及开展群体层次的情绪智力负面效应研究。     

不同手指表征方式对数量表征能力的影响

采用距离启动范式,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不同手指表征方式对数量表征能力的影响。实验首先验证单手表征中不同手指数量表征方式对小数字（1～5）认知表征的影响;实验2则进一步采用中国人特有的单手手指表征,考察其对大数字（5～9）认知表征的影响。结果表明,小数字中出现了标准手指表征方式语义层面的位置编码、非标准手指表征方式知觉层面总和编码的激活;但大数字中两种手指表征方式均出现了语义层面位置编码的激活。此结果与计算模型理论一致,说明当手指数量从少到多变化时,标准手指表征方式为语义性的符号数量表征;而非标准手指表征方式由知觉性的非符号向语义性符号数量表征过渡。     

编码方式对陌生字形记忆的影响

采用学习-再认范式,分别以韩字、英文假词为实验材料,考察了编码方式对陌生字形记忆的影响。在学习阶段,通过随机呈现整体和部分探测刺激,引导被试分别以整体编码和部分编码方式学习陌生字形,并在学习结束后一小时进行再认记忆测试。结果发现,无论以韩字还是以英文假词为材料,部分编码条件的记忆成绩均显著好于整体编码。该结果说明部分编码相比于整体编码能促进陌生字形记忆,并且这种优势效应具有跨文字系统的一致性。     

执行功能子成分对创造性思维不同认知加工阶段的影响

采用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考察三种中央执行子功能（刷新、转换和抑制）对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初始表征与搜索阶段以及重构阶段的作用模式。结果发现,抑制功能显著预测初始表征与搜索阶段反应时,刷新与转换功能与重构阶段反应时存在显著相关,但只有刷新功能显著预测重构阶段反应时。本研究结果表明,三种执行子功能在创造性思维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