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虚拟人——多学科融合的产物

“数字化虚拟人”是通过计算机技术,将人体结构数字化,在电脑屏幕上出现看得见的、能够调控的虚拟人体形态。是在信息科学、系统工程、生物科学、中西医学、计算机与自动化科学技术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世界前沿性研究领域。数字化虚拟人的研究有它本身的哲学基础。     

数字化虚拟人--多学科融合的产物

"数字化虚拟人"是通过计算机技术,将人体结构数字化,在电脑屏幕上出现看得见的、能够调控的虚拟人体形态.是在信息科学、系统工程、生物科学、中西医学、计算机与自动化科学技术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世界前沿性研究领域.数字化虚拟人的研究有它本身的哲学基础.     

中国古代形上学中数字观念的发展

数字观念的源起很早,《易》占可能是已知最早的源头,自先秦经两汉至宋明,数字观念问题意识有较大转变．先秦思想家以数字观念解释万物的生成,建构其宇宙观．汉代数字观念继续朝向神秘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以卦气观念为核心的思想影响所及,几无处不在．为回应玄学和佛学的冲击,宋明儒者注重以数字观念建构形上学,既运用数字描述形质世界的秩序和意义,又处处强调数字所表述的形上本体的普遍性和超越性．而且,宋儒的数字形上学和汉儒的数字观念有若干传承的关系．     

谈谈聚会秩序

谈到聚会秩序,使我们想起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吃饱了五千人之前,首先是吩咐人“坐下”。经上是这样写的:“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约6∶10)“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可6∶39—40)主耶稣的吩咐也完全适用于今天的聚会秩序。     

常规DR胸片对肺结节漏诊原因的分析

为了探讨常规DR后前位胸片对肺结节漏诊的原因,对136例多层螺旋CT扫描发现有肺结节患者,行常规DR后前位胸片检查,确定常规DR胸片上肺结节漏诊的原因。结果显示常规DR胸片检出104例,32例未检出的肺结节平均直径（15．0±7．4）mm,肺结节的大小对肺结节的检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1）。2例肺结节CT片上呈磨玻璃样密度。其中15例位于肺的隐蔽性区域。因此,直径较小、密度较低及位于肺隐蔽区域的结节容易在常规后前位DR胸片上漏诊。     

小学生在非符号材料上的分数表征方式

以小学三到六年级学生117人作为被试,采用非符号性分数材料探讨小学生的分数表征方式,以确定他们能否表征分数值。以心理数字线假设为理论基础,分析被试完成分数比较任务的距离效应和反应编码中的“空间—数字关联”效应（SNARC效应）。结果表明：小学三到六年级学生能够对分数进行整体表征,并且表征效率随年级上升而显著提高。至少从三年级开始,小学生已能够根据分数的值,按从小到大的顺序自左至右地将分数表征在心理数字线上。     

数形联觉——数字空间表征研究“新”取向

数字空间表征是人类对数字进行表征的重要方式。数形联觉（number-form synesthesia）是一种数字可以有意识地引起空间知觉的独特现象,与此类似的是非联觉者中广泛存在的无意识的心理数字线（mental number line）现象。两者在行为和脑机制上存在着很多重叠,也存在着值得思考的差异。数形联觉的研究能够提供实质性的行为和脑机制数据,用以解决数字空间表征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加强对于数字空间表征的理解;也为更加全面深入地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成为数字空间表征研究中值得推崇的新取向。     

物理大小和面积的无意识空间表征

意识水平的研究发现,数字量的比较机制与物理刺激比较的机制是一样的;在无意识水平上的研究发现,数字加工存在无意识语义启动现象。我们假设,在数字的物理特性的比较任务中可能存在无意识启动效应和类SNARC效应。实验一的数字比较任务和数字的物理大小比较任务发现,在33毫秒的无意识启动条件下,数字语义比较任务和数字物理大小比较任务中都发现了类SNARC效应、启动效应以及Stroop效应。实验二的数字覆盖面积比较任务中发现,在33毫秒的启动水平,数字比较与数字覆盖面积的比较任务中均存在SNARC效应、Stroop效应和启动效应。     

不同干扰刺激对成人数量估计的影响

研究采用自行设计的图形材料,考察了不同干扰刺激(纯靶刺激;干扰刺激与靶刺激数量相同;干扰刺激是靶刺激数量的2倍)对成人完成数量估计任务的影响.30名硕士生参加了本实验.行为数据和口头报告资料分析显示:1)反应时随数量估计任务难度的增加而不断增长;2)干扰刺激越多,任务越复杂,成人估计的误差率越高,准确性越低;3)成人存在多重数字表征形式,完成数量估计任务时主要采用线性表征,但随着干扰刺激物的增加,运用对数表征的趋势愈加明显.     

数字表征的表象赋义效应:来自数字线估计任务的证据

已有研究中数字线估计任务几乎都使用纯数字。本研究以二到六年级儿童为被试,采用纯数字任务和赋义数字任务来探索赋义表象对数字表征形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对0~1000的数字赋义后,对数模型的解释力上升,而线性模型的解释力下降;表象大小对于赋义数字的估计影响显著,大表象赋义提高了对数模型解释力而降低了数字估计的准确性,小表象的影响比较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