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清代学者焦循独特的易学构架

本文考述了焦循的旁通、相错、时行三说,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系列看法：1．焦循以普遍联系和爻位运动的观点研究《周易》,把《周易》六十四卦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生生不息”的动态系统,比之孤立、静止地研究《周易》一卦一爻,更有意义。2．焦循独特的易学构架是建立在客观分析的考据基础之上,不宜武断否定。3．焦循易学构架并非纯象数的研究,而是以象数为载体,阐发儒家的道德义理和自己“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4．焦循以“声训”为媒介的两卦或数卦之间的关联是否《周易》本义值得讨论,其“声训”缺乏充分的文献旁证是一大缺憾。     

不同阅读水平儿童汉字音形义联结的研究

以小学四年级儿童为被试,通过音义联结、音形联结、形义联结和音形义联结四项测试,对不同阅读水平儿童汉字音形义的相应联结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阅读水平儿童在汉字音、形、义联结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2)低阅读水平儿童汉字字形表征的模糊影响了他们汉字音形、形义的联结强度.     

非常短暂呈现时间过程中的系列位置效应

以中国汉字为材料,考察不同系列项目呈现时间范式中的系列位置效应,并验证Ｎｅａｔｈ提出的区辨理论公式对中文材料的适用性。结果表明,在非常短暂的系列项目呈现时间,并且项目之间的时间间隔按不同中数比率变化的实验条件中．均存在明显的系列位置效应;但是Ｎｅａｔｈ提出的区辨理论的公式,不能预测本实验结果,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特点。     

试论楚竹书《周易》红黑符号对卦序与象数的统合意义

本文通过对象数的分析,辅以对易图的考虑,结合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重新比照有关楚简图版,拟就楚竹书<周易>红黑符号的分布排序提出相关的推论.笔者认为楚竹书<周易>的红黑符号体现古人在阴阳气化上所提出的理论,并反映了"非覆即变"的思想和上下经错综排序而各得十八卦形的原则,已经在战国中后期形成.由此而见,楚竹书<周易>的易学符号在卦序、易象、易数、易图、义理等各方面的内容上也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并起着象征性的联系作用,令<周易>整套系统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浑然整体,具有重要的统合意义.     

易学象数对北京明清皇家建筑的影响

各个朝代的帝王及其谋臣们为了维护帝王统治,使帝王江山永固、国运长久,都对皇家建筑进行了精心规划和设计,建设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建筑,力图通过完善的都城建设,达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目的.北京明清皇家建筑,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皇家建筑群,集中传输着中国的哲学、美学及艺术等概念.易学象数作为一种隐喻、借喻、象征的工具和手段,在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皇家建筑的规划设计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和体现.本文从三极之道、坤元用六、乾元用九、九五至尊、阴阳象数及河洛象数等六个方面,研究了易学象数对中国建筑特别是北京明清皇家建筑产生的影响.     

中文阅读中的字形与语音加工

该文报告两个探讨字形及语音加要于中文阅读中所起之作用的实验。基本实验作业是让被移动鼠标以阅读计算机屏幕逐字呈现之短文。计算机记录文中个别单字中呈现时间作为反映阅读理解即时加工的因变量。在每篇文章中段都有一关键字,用来观察在此字位置出现原字、同音字、形似字或无关字对阅读所造成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阅读初期,同音字、形似字及无关字所造成的干扰效应,无论在效果大小及出现位置上并无差异。别外,干扰效应在同音     

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还是基础主义的?

将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观念代入宋明理学内部,在广阔而深远的研究前景中,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能否因为"美德"的附属性来否认宋明理学所讲的形而上学是基础主义即实体主义的?换言之,儒学美德论与形而上学是否是绝对不相容的?这不仅仅涉及以美德伦理学研究儒家伦理的适用性和限度问题,以"儒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视之,还内在地关涉儒学的理论特性。结合儒学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应当说,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中的形上学是基础主义的而非解释性的。承认这一点,并不减损美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的深度理论关联。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易》象数及西方有关学说

本文从《易》象数的角度来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认为这种象数的“二对生”的区别性特征是周氏学说的内在发动结构,由此而提出一些很不同于流行的“宇宙论加上伦理学”的解释模式的思路。在一些被长久争论的问题上,比如“太极与无极的关系”、“太极与两仪的关系”、“诚与太极的关系”、“中与太极和诚的关系”,都提出了新的看法。在这新的理解方式中,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不止是程朱陆王的一个含糊的先导,而是融合了儒道释的思想精华,而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原发力与中和的精微境界的划时代的哲理学说,其蕴义(比如超出理气二分的原本发生论)并未被后来的理学家们穷尽。本文最后将周敦颐的思想与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及莱布尼兹的学说进行对比,一方面揭示“象数”在伟大的哲理传统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又表明中西两大传统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异在结构上的原因。     

郑东卿易学述评

今本《大易象数钩深图》收录了宋代"图书"派易学家的多幅易图,郑东卿的六十一幅易图也隐于其中。郑氏之学统摄汉宋,以图示易,融理于图,自创图式,推明先天,象、数、理兼而有之。郑东卿以图解易,心理混融,与象、数、体、用合而为一。他讲伏羲至孔子所述作传授之易,既本于图书,又归于执中之道,体现了圣人相传之易道与道统思想的结合,并以圣人之道作为判断异端的标准。他主张六十四归一,由一悟太极,重视太极贯一,伏羲、文王、孔子相传授受的易道又皆备于我。受时代思潮的影响,郑东卿强调"六十四卦皆一理也,一理皆本于吾之一心",将易学与理学相结合,体现了其易学的独特风貌;其理本于心,心与理的混融,预示着学术发展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