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幽默的技巧：飞白

白指白字,别字。所谓飞白,就是明知其错,故意将错就错地加以援用。根据错误产生原因的不同,可把飞白分为语音飞白、字形飞白两类。1.语音飞白即因语音相同、相近而将错就错地加以援用的飞白。如：北宋薛简肃公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欧阳修,二女儿嫁给了王拱辰。后来欧阳修丧偶,又娶了他的小女儿,所以王拱辰曾用“旧女婿作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来取笑他。刘原父晚年又一次娶妻。欧阳修为此写了一首诗戏弄他：“仙家千载一何长,浮世空惊日月忙,洞里桃花莫相笑,刘郎今是老年郎。”刘原父见了这首诗,有些不高兴,决心要报复他…     

幼儿对数的认知及其策略

该研究探查幼儿对基数、数序、运算和解应用题的认知发展过程及其认知策略。着重探查：(1)不同认知任务对幼儿数认知发展的影响;(2)幼儿对基数和数序两者认知发展的顺序;(3)从幼儿主动解决问题的策略探究其认知发展水平。该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被试为4、5、6岁城市幼儿园儿童,共92人,男女约各半。全部实验以个别方式进行。主要研究结果表明：(1)幼儿对基数、数序、运算和解应用题的认知成绩均有随年龄发展的趋势,但快速发展的年龄阶段因任务的难度而异;(2)幼儿对基数和数序的认知在4—5岁显示出不同步的发展,对基数的认知成绩优于对数序的认知,而到6岁两者具有同步发展的趋势;(3)幼儿解决问题的策略水平随年龄发展,显示了由外化水平的智力活动向完全内化的智力操作的发展过程,并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该研究结果为幼儿数能力的培养和促进提供参考依据。     

石介易学思想研究

石介为宋初三先生之一,他的易学思想既有对易学源流的梳理判断,又有对易学中规律的总结,还有对易学进行形而上理解的内容,他在以儒理解经、怀疑<易传>某些内容的同时,又不全抛弃象数、对经文持信任的态度,且多以前人之言解易,显示了其对易学较高的造诣.     

玉花池

玉花池是五台山较为古老寺院之一。民间传说,五台山先有玉花池,后有碧山寺,可见此寺历史的悠久。清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二月巡游五台山,将台内十座青庙改为黄庙,其中有玉花池。从此,这座古刹就成为黄庙。玉花池,古名万寿寺,在台怀镇西北十里许的新坊村,依山面水,环境清幽。寺北约三十米处有一石池,约三米见方。     

在中文阅读中字音、字形的作用及其发展转换

采用接近正常阅读的校对任务,探讨字音,字形在中文阅读中的作用及其发展变化,结果表彰词识别能力随着年级,语文能力的提高而增强。（２）在中文的字词识别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发展转换,初学阅读者在阅读中主要依靠的是字音;而成人熟练读者则主要依靠的是字形,在同一年级内,能力高的儿童首先向下一阶段转换。     

4～5岁儿童对书面数符号的表征和理解能力的发展

本研究对61名中班儿童的书面数符号表征和理解能力进行了跟踪调查。一年中三次个别面试的结果表明,约40％的4岁儿童已能运用1—10的书面数符号表征数量。至中班末期,大多数5岁儿童能够较熟练地运用至少1一17的书面数符号来表征数量,尽管其中有人在两位数的表征和数字的正确写法上有困难。儿童的书面数符号表征与他们的基数概念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大学附属幼儿园4—5岁儿童的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好于为工人家庭服务的幼儿园儿童的能力。     

论“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之逻辑进路及其意义——以王兴国教授之牟宗三研究为中心的展开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间架,是牟氏哲学地建立起来的新儒学。其之所以能哲学地建立起来,端赖其逻辑进路。由逻辑之先验性照见纯理自身,既而进至知性主体,再由知性主体之不足,而朗现儒学之心性道德主体,这是唯一的先验超越本体,"道德的形上学"至此而建立。逻辑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是理解"道德的形上学"何以必须建立之根本进路。只有把握了这一进路,"道德的形上学"之内涵及其意义才能得以全盘展露。     

汉字加工的基本单元:来自笔画数效应和部件数效应的证据

用命名作业和真假字判断作业考察了笔画数和部件数对汉字加工的影响,发现,当部件数保持恒定时,笔画数少的汉字较笔画数多的汉字加工快,这种笔画数效应和字频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当笔画数被控制时,部件数效应也存在,但和字频有交互作用,表现在低频少部件汉字的加工要快于低频多部件汉字的加工,而高频汉字中的部件数效应不显著。实验还发现独体字（只有一个部件）的加工和合体字（部件数大于等于二）的加工有差异。作者认为,汉字的加工要经过笔画、部件和整字三个层次,其中单位部件的笔画数和部件数影响着汉字加工时间     

范式与方法：当代易学哲学研究方法回顾与反思

当前易学哲学研究方法呈现出主体化、多元化的特征,研究内容涉及义理、象数、诠释学多个方面,研究路向呈现出以西方哲学为主体转向回归传统的趋势。论其大体,约有如下四端:第一,引入西方哲学的范畴和方法梳理、整合易学的义理内涵;第二,通过对象数范式的重新解读,发掘《周易》象数思维模式背后的哲理内涵;第三,哲学视域下象数、义理合一的新探索;第四,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建构易学诠释学的思考。这些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回顾和反思前人成果,有助于我们回到易学哲学本身,建构符合易学哲学实际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