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唐代装饰纹样探析 以尊像头光宝相花中的对叶形纹样为例

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壁画现存对叶形纹样实例众多,特别是在尊像头光宝相花中,对叶形纹样表现形式极为丰富,对此进行研究梳理,有助于探究唐代装饰纹样和佛教艺术的发展脉络。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的一个缩影。     

氟哌啶醇干扰决策过程中前扣带回神经元的放电活动

运用在体多通道神经元放电同步记录技术, 观察和记录大鼠在完成T-迷宫成本效益决策任务时前扣带回神经元放电和局部场电位的变化及氟哌啶醇对此的改变, 在细胞水平上探讨前扣带回在决策中的作用以及多巴胺递质系统对决策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10只大鼠中有8只偏好高付出-高奖赏端, 且在选择高付出-高奖赏端时的神经元放电频率要显著高于选择低付出-低奖赏端时的频率, 同时局部场电位也呈现出事件相关性; 腹腔注射多巴胺受体拮抗剂氟哌啶醇后, 大鼠不再偏好高付出-高奖赏端, 对该端的选择显著减少, 而对低付出-低奖赏端的选择显著增加, 且神经元的放电频率和局部场电位显著降低, 神经元放电和局部场电位的特征性也消失。研究提示, 前扣带回和多巴胺在努力相关决策任务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初筮吉",还是"初筮告"——《周易》蒙卦卦辞异文辨析

通行本和<集解>本蒙卦卦辞"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中的"告",帛书本和汉石经皆作"吉".自帛书<周易>出土以来,有许多学者开始脱离传统的看法,而越来越倾向于以帛书本和汉石经的"吉"字作为正解.然而.从蒙卦卦辞的文意来看,还是以作"告"字是;从赞同以帛书作"吉"为长的各种观点来看.他们其实也并没有提出可以站得住脚的论据.虽然帛书<缪和>的确已将蒙卦卦辞的"告"解作"吉"字,但这种解法实际上是对蒙卦卦辞的篡改、曲解或误读;就笔者有限所见,在各种主要传世文献中,至少从西汉时代起,就基本上是将蒙卦卦辞解作"告",而非解作"吉"的.说明作"青"解读的帛书本和汉石经本并非主流版本.     

重构象数:《太玄》的赞《易》之道

"重构象数"是<太玄>赞<易>的主要方法,扬雄由此开创了"以三为本"的玄数系统、"象应于数"的取象法则,其学说渊源主要为"老子生成说"、"天文历法说"、"自然音律说"、"阴阳五行说".这一"综合性创新"的象数构建,注重<太玄>象数研究的宋明思想家以"是否合<易>"为标准,对其评判也是毁誉参半,赞同者认为<玄><易>"道同法异",互为补充;批判者则立足<玄><易>义例差异,责<玄>缺陷.     

论中医治病求本的系统观

系统是自然物质的存在形式 ,要素、结构、功能、环境是规定一个完备系统的必要条件 ,系统观要求在系统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系统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中 ,动态地、系统地考察对象。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 ,亦须把握疾病系统发展变化的规律和趋势 ,决定最佳目的 ,实现最佳控制。1　求本的整体性原理 :知本求本 ,注重了解并遵循天地阴阳变化规律 ,人体阴阳变化规律 ,以及人体阴阳与天地阴阳的相应关系。强调疾病要素间、疾病与人体系统、人体整体与外环境的时空变化保持动态联系 ,归为阴阳一体 ,反映了整体观的深层本质 ,即求本的整体性原理。2…     

由道德视阈出发:王弼康德思想比较

在魏晋玄学中,王溺的哲学思想起了奠基者的意义,他的哲学比较好地表达了魏晋玄学的主题,也比较好地实现了儒道思想的会通;既建立了自己本体论哲学,也很好地表达了自己的现实关怀以及价值主张。与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思想比较,存有许多相通之处。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他的自由境界、道德追求以及价值取向和魏晋玄学有许多可比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就构成了两者超越时空的对话。     

基于人性本真性的拟人化广告的负面情绪与态度——愧疚感的中介作用

通常来说,商业活动中的拟人化设计可以起到增加亲切感、提升产品评价和增加购买意愿作用。然而,产品广告中不恰当的拟人化设计所引发的负面情绪和态度却很少受到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关注。本文以食物广告的拟人化设计为研究背景,发现广告中对食用对象进行不恰当的拟人化设计会让人产生愧疚感,进而对广告态度产生负面态度。更进一步,本文表明这种负面效应只发生在感知该拟人化对象的人性本真性高的情况。当消费者不相信拟人化对象真的会拥有人性(本真性低)时,拟人化广告并不会给人们带来明显的负面情绪和态度。     

社会工作证据为本的实践:演进脉络与发展趋向

证据为本的实践是西方社会工作实务领域发展的重点。目前,证据为本的实践几近覆盖了西方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各个层面,在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层次体现出证据实例。本文在梳理西方证据为本的实践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比较国内社会工作证据为本的实践,发现我国证据为本的实践在科学依据、高级别证据、标准化量表、人群与领域拓展等方面有提高空间。同时,本文提出发展社会工作证据为本的实践需要关注科学性、专业性和伦理性。     

《金刚经》“三十二分”的嬗变 从名人字画与敦煌遗书入手北大核心CSSCI

三十二分的《金刚经》在中国历史上从公元950年出现,明朝之后成为官方格式,但民间可能不特加书写三十二分的标题。佛陀讲授《金刚经》时本来就没有分,佛经最初本身结集书写时也没有特意照顾到这一点。《金刚经》最早是用印度梵文写成的,5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始有汉文译本,以后又相继出现藏、蒙、满、和阗、回鹘、栗特等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文本。     

天地、先祖、君师：《荀子》“礼有三本”思想新论——兼谈“天地君亲师”问题

荀子提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天地是万物之父母,其最大的德性就是生化万物;祖先是族类的生命来源;君师是社会治理的维系主导者。荀子及《礼记》的相关论述实际上突出了“君”的核心性,君兼有父、师的特性,既是父也是师。东汉后期的《太平经》开始有“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君”位于中间。大概在宋代“天地君亲师”五字连用,明代中期以后,“五大”成为人们祭拜的对象,五字牌位立在中堂,在民间流传深广。明清时期的一些儒者指出,百姓祭拜天地君亲师很荒唐,不合儒家礼制;“五大”是人们敬重、感恩的对象,普通人无权祭拜天地,活着的君亲师也不应在中堂被供奉祭拜。康有为认为,古代君主专制社会天子垄断了祭天权,而人人可以祭天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五大”在古代,“君”是核心,后来“师”的地位越来越凸显;扬弃“天地君亲师”观念,今天应以“师”为核心;同时,以“国”替换“君”,推动传统“五大”观念转化创新,近代“天地国亲师”的说法仍有其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