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方式与学生心理健康

我曾对1999年考入北大，清华的60余名文、理科状元进行了家教调查。调查显示，状元们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方式都是温暖理解民主型的，其具体的家教特点如下：     

俄罗斯60年代人哲学的人道主义背景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批年轻的苏联哲学家热衷于逻辑认识论、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研究,形成唯科学主义倾向。弘扬理性是欧洲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共同道路,但在苏联,唯科学主义倾向的出现有独特原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形成宗教哲学、宇宙主义、马克思主义三个哲学派别,共同之处是重视集体轻视个人。以此为基础在30年代形成苏联哲学。不能简单否定苏联哲学。苏联哲学有三个阶段:一、20年代,这时哲学尚有独立研究的部分可能;二、30、40年代,哲学彻底意识形态化,扼杀一切创造性;三、50—80年代,出现60年代人~①哲学家,他们彻底抛弃30、40年代的苏联哲学。50—80年代苏联哲学具有启蒙性质,座右铭是"人可以也应该靠自己的头脑生活"。其背景是苏联社会正努力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肯定个人的价值,具有人道主义性质。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是60年代人哲学家的理想,而且对他们来说,人的面孔比社会主义更重要。     

生命的一抹

少年时，我总喜欢站在山冈上听风响，躺在原野上看云飞，日子过得轻轻忽忽的，像梦。一切都令人陶醉，一切都美。     

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与"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界——解读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

冯友兰先生从"照着讲"<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转向"接着讲""贞元六书",他以逻辑分析法诠释程朱理学,创新出"理"、"气"、"道体"、"大全"四个主要概念与"真际"、"实际"两个世界,以及"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以自己独创的形而上学说明了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构建出"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依据冯先生一以贯之地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哲学的功能与作用、目的与意义,以及把人生哲学作为"新理学"的起点、巅峰与归宿,本文特地把他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新诠为"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冯先生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激情源于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其崇高的理想与精神境界则是"为万世开太平".     

变化的是月光下的景物

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为什么而存在的？ 我又是什么？为什么不偏不倚、不早不晚，恰在这个时段来到这个空间？     

论伦理命题的意义

元伦理学在有意无意之间坚持了伦理命题没有“描述性”意义的教条。从“意义单位”理论出发 ,一个语言单位 (语词、语句或话语 )的意义 ,内在于它与同类单位发生联系而构成更高层次语言单位的能力 ,因此 ,一个有意义的纯伦理命题应该是一个“实质蕴涵”的复合命题 ,即“‘应该A’蕴涵‘应该B’”。     

阶层优势的代际复制:精英中学选拔机制的社会学分析——以南京F学校为例

教育机会的配置与特定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受教育者的家庭背景存在紧密关联。本文以F中学为典型案例借助抽样调查技术手段来研究当前教育不平等现象中的重点中学的精英选拔机制。研究发现:借助于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地位资本与权力资本的社会转化机制,优势社会阶层子女在优质教育机会获得上占尽先机,不仅可以通过正常的公开招录进入重点学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能通过渐趋为重点中学主要入学选拔形式的扩招录取占据优质教育资源。     

浅析犯罪人格的形成过程

《浅析犯罪人格的形成过程》是“犯罪学”领域中一个值得深刻研究和探讨的关于犯罪的基本问题，对犯罪是个人身心演变观象还是纯社会现象呢?在本论中笔以五大影响来浅述犯罪人格形成的过程。即(一)犯罪的人格受家庭的影响；(二)犯罪的人格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三)犯罪的人格受化因素的影响；(四)犯罪的人格受地域的影响；(五)犯罪的人格受学校、工作场所等近邻的影响。当然仅从这五个方面研究论述这样一个关于“人格”过渡成“犯罪”人格的形成还是很不够的。我们做公安保卫工作的同志深感面对犯罪人格的变化在现阶段不断更新，实际观察难以适应形势的迫切需要，急需我们加倍从实践中继续摸索，为理论出更全面现实的犯罪人格形成过程发展多做工作。     

最想“高攀”的几位朋友

古人说：“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处读书。”如果上天给我机会，跨越时空，广交古今中外名士为友，我会不遗余力“高攀”这样九位朋友，以他们为师，为他们自豪，以能与其交往为荣。     

从中西政教形态之异同看我国的政教关系（二）——兼论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政教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因教会介入公共教育而带来的争议贯穿现当代政教关系史。中西方因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不同,政教关系大不同。历史上的中国,＂亚细亚生产模式＂培育出＂大一统＂中央集权型体制,形塑为国人＂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敬天法祖＂的＂家天下＂宗法制度和政治伦理格局,配以＂敬鬼神而远之＂、＂重今生轻来世＂的现实功用型人本主义理念,使得儒释道信仰成为维护皇权的教化手段;虽有多神崇拜和泛神化信仰形态的长期浸润,但屡遭＂毁佛灭道＂、＂灭洋＂、＂非基＂和＂破除迷信＂运动的冲击,从根本上堵塞了宗教发展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历史路径。这既使泱泱中华难以熔铸出＂一教独大＂的宗教情怀,也使中国免于陷入西方式的宗教狂热。中国秉承史上＂政主教从＂、＂教用于政＂的政府管控宗教模式,日趋多元的文化生态及政教关系诸问题正冲击国人的理念,考验执政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