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危思变?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

企业往往在员工管理和组织创新上处于“两难困境”——难以提供稳定工作但又不得不依赖员工实现组织创新, 这就使得研究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企业员工遭遇不同环境威胁带来的工作不安全感时, 创新行为存在差异。本文在威胁焦点下深化工作不安全感概念, 并基于“以变量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探讨其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过程。首先, 结合环境威胁来源与主观感知, 把工作不安全感分为岗位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和人员焦点工作不安全感两个维度, 并将编制测量量表。其次, 期望运用纵向研究设计, 通过分析多时点的员工-主管配对数据, 基于情境调节焦点和工作激情的链式中介作用, 来揭示岗位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 以及人员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倒U型影响。最后, 将采取“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讨工作不安全感潜在类型及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推进工作不安全感的概念和效用研究, 也为企业如何有效促进创新提供对策建议。     

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探讨了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检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以及性别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采用青少年感恩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长处和困难量表对392名听障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感恩显著正向预测听障学生的亲社会行为;（2）生活满意度在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该中介作用受到性别的调节,即生活满意度只在听障男生的感恩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组织社会化视角下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态变化趋势及其形成机制

日益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环境对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在这一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因它能有效提高组织在不确定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组织的绩效水平。虽然已有大量研究关注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但研究者多采用相对静态的研究范式, 而忽视了组织公民行为的长期动态变化趋势。基于组织社会化视角, 本研究重点关注新员工和工作变更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长期动态变化趋势、探索影响组织公民行为动态变化趋势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 以期为培养和激发员工持续性高水平的组织公民行为提供可参考的理论依据。     

拖延行为的发展认知机制及神经基础

拖延是指尽管预见到拖延会带来不利后果, 人们仍自愿推迟开始或完成某一计划好的任务。研究表明, 不同文化背景下有15%~20%的成年人存在慢性拖延, 超过70%的学生承认自己存在学业拖延, 部分学生还会形成特质性拖延。严重的拖延不仅影响人们的学业、工作和生活, 甚至还会危害到人们的身心健康。鉴于目前对于拖延产生的核心机制、形成的关键期以及发展认知神经机制还不是很清楚, 本项目拟从拖延的时间决策理论出发, 首先系统探明拖延决策的核心机制, 尤其是远期价值评估、延迟折扣和自我控制能力等在拖延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加工机制和神经基础; 其次结合行为-环境变量-脑的多模态数据, 从发展角度探究拖延形成的关键期(敏感期)、影响因素以及发展认知神经机制; 最后从行为干预和脑的可塑性角度出发, 试图制定各关键年龄阶段拖延预防与干预的临床方案。本研究的开展对于把握拖延形成的认知机制、神经基础及其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对于拖延行为的预防和干预也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职场排斥对培训行业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研究采用问卷法,以安徽、天津的培训机构中的401名在职员工为研究对象,以组织支持感作为中介变量,以积极心理资本作为调节变量,从资源保存理论的视角探讨了职场排斥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职场排斥对员工的建言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职场排斥水平越高,其建言行为水平越低。(2)组织支持感在职场排斥与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职场排斥通过组织支持感影响员工的建言行为。(3)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受到积极心理资本的调节,积极心理资本会增强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     

利他动机对中小学教师知识共享的影响——组织认同和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利他动机、组织认同和组织支持感对知识共享的影响,选取北京市不同学区的20所中小学校的教师进行问卷调查,使用利他行为问卷、组织认同问卷、组织支持感问卷和知识共享问卷获得有效数据1342份。结果发现：（1）中小学教师的利他动机对其知识共享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组织认同在中小学教师利他动机与知识共享之间起到调节作用;（3）组织支持感对中小学教师利他动机与组织认同对知识共享的交互效应具有高阶调节作用。本研究检验了个体因素（利他动机）与组织因素（组织认同、组织支持感）变量对知识共享的共同作用,对提升中小学教师知识共享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累并快乐着：服务型领导的收益与代价——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视角

服务型领导被以往大量研究证实能够对下属产生积极的影响效果。然而, 我们对服务型领导如何影响领导者自己还知之甚少。基于此, 文章根据工作-家庭资源模型, 探讨了服务型领导的收益与代价。采用经验抽样法, 对广州市76名企业单位中的主管进行为期5天的日记研究, 并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主管每日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既可以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 从而改善工作-家庭关系, 又可能会引发资源损耗, 从而恶化了工作-家庭关系。主管感知的组织支持是服务型领导行为双刃剑效应的“门阀”, 当主管感知到高的组织支持时, 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会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 而当主管感知到低的组织支持时, 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可能更容易增加资源损耗。以上结果能拓宽我们对服务型领导影响效果的认识, 并为如何干预服务型领导行为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父母教养态度与儿童在2-4岁期间的问题行

考察父母的教养态度和儿童在2—4岁间的问题行为的发展变化。采用交叉时序滞后设计,对172名儿童从2岁起进行2年追踪,在被试2岁和4岁时,分别对他们的父母进行间卷调查。结果发现：儿童外显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态度的相互作用较强,儿童在2岁时的外显问题行为可以预测4岁时母亲的惩罚性,内隐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态度的相互作用较弱;从2岁到4岁之间,儿童外显问题行为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内隐问题行为的稳定性相对略低,父母教养态度也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我国民众对SARS信息的风险认知及心理行为

采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对全国17个城市的4231名市民进行了SARS疫情中风险认知特征和心理行为的研究。结果发现：（1）负性信息,包括患病信息和与自身关系密切的信息,更易引起民众的高风险认知; 正性信息,包括治愈信息和政府防范措施的信息,能降低个体风险认知水平。（2）我国民众5月中旬风险认知因素空间位置分析结果表明, SARS病因处于不熟悉和难以控制一端,“愈后对身体的影响和有无传染性”处于不熟悉一端,这是引起民众风险意识的主要因素。（3）结构方程分析结果表明,SARS疫情信息是通过风险认知对个体的应对行为、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 并初步验证了风险评估、心理紧张度、应对行为和心理健康等指标对于危机事件中民众心理行为的预测作用     

行善不可丧志

加6:7—10一条规律:种什么,收什么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一条永恒不变的的规律,也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一条规律,种什么,那是你的自由,地是你的,任你支配,你愿意种什么,就可以种什么,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