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孝文化研究》介绍与摘要

一、介绍本成果首次以文化学的综合视野对中国传统孝文化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提出孝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根源性、原发性、综合性的核心观念和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对孝道的起源、历史演变及其规律进行了分析考察,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了孝在中国文化中的综合意蕴与     

出生缺陷儿的伦理决策探讨

出生缺陷儿的救治决策不仅是新生儿科医生和患儿家长面临的难题,也是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除了医学科学上的可行性外,出生缺陷儿的救治决策是否合乎伦理也十分重要。阐述了出生缺陷儿的处置困境的现实来源和相关伦理学理论,回顾了国内外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外经验启示和具体案例,探讨出生缺陷儿的处置决策的主体、原则和方案。同时,针对建立更加全面的社会机制、法律法规提出建议,以供未来的临床实践参考。     

欧美生命伦理委员会的机构建设与咨询服务

在当今国际世界,生命伦理学已经发展成一种国际性的“社会运动”,成为学术界和公众关注的热点领域。在欧美国家健全和完善现代医疗保健制度过程中,“生命伦理委员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促使人们从伦理学角度探索“我/我们应当如何决定和行为”的问题,也推动社会从制度建构和文化塑造层面回答“政府应当如何行为”、“如何增进公民的生命伦理意识”等问题,并从哲学领域深入探索如何应对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复杂问题与困境,论证相关伦理选择及其实践的合理性。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生命伦理学在机构建设、咨询服务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经验可以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学科发展及生命伦理委员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和谐医患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思考

医患关系作为医疗诊治活动中最主要的关系,是以医护人员为核心的群体与以患者为核心的群体之间的关系。近来,医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公共事件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旨在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医患关系的启示,结合社会现实和医患关系实际,从医患双方生命至重的理念统一、防病治病的过程统一、平等尊重的人文情怀统一以及权利义务的关系统一等方面,对当前医患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对“和谐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加以阐释,以期对医患关系的深入探讨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和支持。     

医疗人工智能科技异化及其伦理风险探析

医疗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现代医疗形式。医疗科技的日新月异,大大推动了人类医学的发展进程及诊疗模式。与此同时,医疗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出现了异化现象,并由此带来了人和社会的异化,诸如对人与类人机器的角色定位不清,人对技术的依赖性过度增强,医疗全生命周期中的责任伦理缺失,技术价值失衡等社会问题。以这些异化带来的伦理风险为进度,探析在医疗人工智能使用中的隐私安全与数据使用的边界问题,人在医疗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问题,“医生-人工智能-患者”的共同决策体系构建问题,构建医疗人工智能科技向善理念及法律问题。     

脑机增强：公平问题及其反思

脑机接口增强性应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热议。相比以治疗为目的的应用,当脑机接口用于增强健全人的身体和心理等功能时,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更多、更复杂,容易带来公平上的问题和挑战。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需要辩证地分析,客观、理性地看待。从根本上讲,导致这些不公平不在技术本身。因此,需要深刻反思脑机增强公平问题产生根源的同时,也需要从两方面予以应对,一是重视脑机增强的公平风险,二是明确脑机增强的使用范围,避免滥用。     

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的伦理审查要点

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分为具备辅助识别的二类和辅助诊断的三类医疗器械,我国三类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刚进入注册申报阶段。很多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以科研方式进入医疗机构,为受试者免费试用以获取临床试验数据,这给伦理审查带来极大挑战。伦理委员会审查三类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的核心问题包括风险评估、数据库、数据安全及软件更新。除关注医疗器械产品与试验操作外,更要从适用范围、研究要求与资料、研究方案、风险控制、数据库、数据安全和软件更新等方面仔细把关,不断总结经验,切实保护受试者权益,也助推我国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的健康快速发展。     

对新冠病毒肺炎危重症患者引入缓和医疗的伦理论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尚无治疗特效药和疫苗。在继续加强防控的同时,把有限的资源优先放在探索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支持性治疗,积极建立和完善对重症、危重症患者及其家属的缓和医疗等方面,有利于患者群体利益最大化,经得起伦理辩护。缓和医疗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降低住院病死率,有效缓解患者濒死痛苦;对医患双方而言,如果死亡已无可避免,帮助临终者走得平安、少些痛苦,是医学对患者最后的人文关怀。     

新冠疫情期间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和抑郁: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考察新冠疫情期间,工作-家庭冲突是否通过职业倦怠增加中小学教师抑郁水平,以及心理弹性是否调节该中介作用。1127名中小学教师参与线上调查,完成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问卷、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问卷、抑郁自评量表及中学教师心理弹性量表。结果发现：(1)大多教师疫情前后工作生活情况、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的状况变化不大,少数教师疫情期间工作生活情况、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状况变差或好转;(2)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职业倦怠呈正相关,三者均与心理弹性负相关;(3)控制额外变量后,职业倦怠是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间的中介变量,在疫情期间工作生活状态更好、更差以及与疫情前后没有差别的教师中均成立;(4)对于感知疫情后情况更好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对于感知疫情后情况更差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职业倦怠与抑郁的关系。因此,缓解工作-家庭冲突和职业倦怠、提高心理弹性可减少中小学教师抑郁,保持心理健康。     

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智能透明”问题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规制中,透明原则是其他伦理原则的前提性基础。在专用人工智能发展阶段,透明原则规制的合理性勿庸置疑。但当人工智能向通用化发展,对于自主进化的智能算法,透明原则就不仅不再合理,而且会逐渐进入一个实践困境。作为通用人工智能研究的内在要求,通用机器智能发展的透明原则隐含着某种内在的悖理性：智能的通用化意味着自主进化,而智能的自主进化则意味着走向不透明。当然,这一内在悖理性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通用化发展的“死结”,而是解释和诠释内在关联的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它意味着人工智能伦理维度的更高层次,意味着智能算法发展过程中算法伦理诠释学理解的必要性。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智能透明”问题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其理解进路和解决之道就在于,随着智能算法自主性的发展不断纵深引入诠释机制,构成更高层次的双向循环理解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