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理解之门的秘钥——基于假装概念的三元素语言理解模型

根据指称主义语义学,一个专名的语义贡献仅仅在于其所指称的个体对象。在指称主义前提下,根据四元素语言理解模型,听者对包含专名的单称语句的理解在于把握说者表达的以专名所指称的个体对象为构成成分的单称命题。本文论证,在说者和听者对一个专名是否有所指称有分歧的情况下,会普遍地出现对单称语句的理解难题。为解决该难题,本文尝试利用假装概念,提出三元素语言理解模型,通过回应可能质疑对该模型进行辩护,并指出未来工作方向。     

自由：源子理牲设计还是情感道德——卢梭和费希特的政治哲学观之比较

自由,无论是对卢梭还是对费希特,都是其理论的内在追求和预设,并且被赋予最高的价值。然而,由于各自论证的理路不同,结果便大相径庭。卢梭注重情感与心灵的直觉,强调社会秩序的和谐取决于人们之间内在情感道德的齐一性;而费希特则秉承启蒙传统,要求理性的查审,认为理性个人之间的交往才是国家的真正基础。他们虽然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但诉诸不同的理论运思方法,故导致了极为不同的政治秩序。     

“教堂酒会”与近代早期英格兰价值观念变迁

教堂酒会是近代早期由堂区教堂组织的一种集体狂欢活动,主要盛行于都铎时期的农村地区,一度成为募集堂区资金的最大单一来源,在黑死病之后的特殊历史时期,为重建教堂和贫民救济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撑,而且作为一种集体性娱乐活动,教堂酒会还起到了增进社区睦邻关系的历史作用。但是,这一习俗伴随着宗教改革的反复而几经兴替,尤其是伊丽莎白女王中晚期清教主义的发展,清教徒强调恢复符合新约的纯净的习俗和教义,从而导致了对传统狂欢活动的强烈抵制,与此同时,系统化的教堂税赋在各地逐渐发展起来,这些因素使得教堂酒会最终走向没落。     

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在晚明中国

晚明时期,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系统译介不同,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是点缀于主流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译著和其他各类西学著作中而传入中国的。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所论通往天主的三条道路,对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多有倚赖,且可能受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的“古代神学”思想启发,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天主存在的痕迹。普罗提诺的“流溢说”和柏拉图的灵魂论,则是作为正统创世说和灵魂论的典型异端被引入中国。在伦理学方面,“罢辣多”多次现身说法,以故事和格言的形式,在童蒙教育等方面进行道德教诲。     

国族关系与文野之辨——杨度与章太炎思想比较研究

在“预备立宪”的背景下,杨度与章太炎就民族与建国问题展开了论辩。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和章太炎的《〈社会通诠〉商兑》《中华民国解》三篇文章所构成的对话,反映了二人对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不同理解。杨度与章太炎民族思想的差别不止于“联满”与“排满”,亦非“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在杨度看来,建立国家是绝对的前提和目的,民族主义只会阻碍统一国家的建立,他意图从根本上去民族化,以公民身份消解民族身份,以均质的国民主体构成新的国家;对章太炎来说,民族是先于国家存在的,因而乃是建立国家的根基,他主张将历史性存在的汉族重塑为政治民族,既将民族主义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员手段,也将民族视作国家的主体和实质。杨度的民族主张试图斩断历史,具有鲜明的进化主义和文明论色彩,是普遍主义的;章太炎则将历史作为正当性的来源,对普遍主义的制度和价值心怀警惕,更强调民族所蕴含的特殊性和具体性。     

论科恩的平等分配观

科恩的平等分配观集中体现于他的两个分配原则之中,即平等原则与共享原则。平等原则主要体现于他的运气均等主义之中,它通过去除非选择的不利运气,来实现机会平等;共享原则主要体现于他的野营式的共同体之中,它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共同享有享受,来限制和纠正机会平等原则允许的分配结果的严重不平等,以实现分配结果的大致平等。在科恩的平等分配观中,平等原则属于正义原则,而共享原则属于仁爱原则。从分配的对等性视角看,它可能会因过多强调仁爱而显得不够完美;但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视角看,它却会因分配价值的多样化,可以促进社会资源的适宜性分配,最终实现人类的和谐共生。     

为情境主义辩护

近二十余年,德性伦理学受到了一种源于社会心理学的批评.一些实验表明,情境因素在人类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性格特质之类的属性是不存在的.这对依仗人格特质及其培养的德性伦理学来说是致命的.于是,德性伦理学做出了各种回应.一些回应是不成立的,德性伦理学是难以维持的.还可尝试由内隐情境这一概念解释跨情境的行为一致性以及个性间的行为差异,而无须借助于德性概念.情境主义不是行为主义,它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和扩大了责任.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

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道德决策?这既是一个机器伦理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对它的解答可以实现二者的双向启蒙,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机器伦理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主要建造道德能动者的方案,二者分别体现了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前者将道德知识视为显性的事实和规则,将道德决策视为遵守规则的过程,后者则更多地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将道德决策视为复杂情境中的熟练应对.基于对两种方案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出自上而下方案面临着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困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先天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不可能的;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可以生成内禀的道德规范性,但仍面临技术上的工程限制和安全上的规范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困难的和不可欲的.这在元伦理学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判决,即反理智主义比理智主义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类道德的本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遵守规则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致道德成熟.     

内在理由和理由唯我论——对威廉斯理由内在主义的批评

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是一种理由内在主义,他认为一切理由都是内在理由,而欲望是行动理由的唯一根据。威廉斯得到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动机内在主义,即认为当行动者相信其有理由做某事的时候,他必然也有一个相应的行动动机;而具体的论证策略则是将规范的理由还原为解释的理由。威廉斯的论证策略或许可以解释人们的行动机制,但却会取消理由的规范性维度,甚至会取消规范性本身。因为理由内在主义是一种理由唯我论,无法保证理由之规范性的普遍性要求。     

复合后果主义与行善的限度

为了应对道德的严苛性批判并提供合理的行善要求,复合后果主义区分了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并限制了道德规则的应用范围。但是,当我们运用复合后果主义解决道德问题时,将面临道德跨领域冲突的挑战,这种冲突揭示了复合后果主义因缺少对多元价值的讨论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基于个人视角的偏倚性理由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具有规范性的行动理由,这种规范性为个人的慈善行为施加了限制,修正了复合后果主义的行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