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美佛教研究的分期与转型

本文把欧美佛教研究学术史划为四个阶段:一、19世纪20-70年代,是起步阶段,确立了以"佛教文献学"为主导的研究范式;二、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是成熟阶段,在佛典校勘、佛教考古与思想解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形成了旧英德学派、列宁格勒学派与法比学派;三、二战结束到70年代,是转型阶段,东亚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传统的文献学与哲学研究之余,兼顾适应国际政治需要的"地区研究",在方法上更多涉及佛教的社会史、政治史等领域。四、80年代以来,欧美佛教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到北美,佛教学术空前繁荣,西方佛教学者置疑他们自身的学术传统与理论预设,探讨佛教与西方社会深度交流的可能。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下的陈撄宁

学术界对一代仙学大师陈撄宁的研究有失公允。近代以来,由于列强入侵和西学东渐的冲击,中华文化经受了剧烈的文化阵痛,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应该说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传统文化都顺时而化,站在"卫道"的立场上,开始对其传统文化进行革故鼎新的现代转型工作,出现了"新儒学"、"新佛学""新道学",作为道教界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和理论大师,陈撄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容低估,从三教文化现代转型的视野来审察,他与一代新儒学大师冯友兰和新佛学大师太虚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于诸多方面都有着可比性。     

论战后英国的共识政治

二战结束后,英国社会各阶层在民主、阶级、福利、文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都出现了趋同现象。从政策和政党政治层面看二战后英国出现的“共识政治”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承担起新的义务和责任,政府运用各种干预手段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的干预。然而,但英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现代人的价值观语境与人格转型

如果把价值观看作是人关于客观事物存在的意义的一种性状说明,那么,对于人本身存在的意义的性状说明,则是价值观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和人类最应该关心的问题。将人格转型作为在整个新世纪中思考和实践的主题,是人类自觉意识和自觉选择的表现。     

个体的边界:从毕福剑事件看当今时代的道德转型及其困境

如何从社会学角度解读毕福剑事件?本文结合中国社会独特的个体化路径,围绕舆论关于毕福剑事件的争论,诊断我们时代道德生活的转变及其面临的困境。本文认为,我们时代面临从群体性道德向以权利为核心的现代社会道德的转型,而领域的分隔、身份的分隔阻碍着现代社会道德的形成。只有在制度上为个体自由设定合理的边界,才有望打破领域和身份的分隔,在平等、尊重和沟通理性的基础上重建道德秩序。     

试论邓小平的宗教思想北大核心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新时期宗教工作的开创者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为了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宗教思想,本刊选发了这篇文章,也借以表达我们对于一代伟人的敬意和纪念。     

乌兰浩特市的伊斯兰教

乌兰浩特市伊斯兰教是1929年开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解放后发展很快。在旧中国,东北屯垦军进驻科尔沁草原垦荒,1929年,垦殖局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市的旧称)出售街基。民国二十年(1931年),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回民苦于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和汉民中的难民一起,来到东北。最早来王爷庙的回民有白国珍、冯振山、马宝善等。白、马两家各自开设饭馆,出于营业需要,他们去葛根庙请来河南洛阳回族难民阿訇金光先为回民饭馆掌刀。     

比较经济伦理学视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尽管具有全球性的一般涵义,但它在不同国家的经济伦理学之中,仍然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美国的经济伦理学之中,"企业社会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而德国经济伦理学则在制度伦理的框架内讨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这种不同地位的形成,固然与不同的学术传统相关,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制度差别在学科上的反映.因此,中国经济伦理学对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更应该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形成自己的重点和特点:鉴于当代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的出现,固然与企业制度不完善、企业家个人素质低下有关,但更与整个经济生活的不完善和不成熟的体制背景相关.因此,为合理地理解和处理当今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学术界应该采取制度伦理学为主、企业伦理学为辅的战略和策略.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宗教的新发展——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大会上的发言

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新中国宗教迎来了它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持续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稳步推进,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社会建设全面展开,综合国力空前提高。所有这一切都使包括广大宗教徒在     

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同家的民族政策——省直部门贯彻执行民族政策基本情况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9％。全省建有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55．5％（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乡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68．2％）,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2％（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63％）。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