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朋党、会党到政党的嬗变——论传统中国政治参与方式的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社会中朋党和秘密会党的产生以及生存,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连,而从朋党(或言之派系)、秘密会党到现代政党的转变,不仅反映出传统中国政治制度上的革命性变迁,同时也折射出民众在政治结社、政治参与方式以及参政观念上的改变,这无疑是晚清至民国民众政治生活的最重大变化。政治参与方面的本质性变化是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民众结社能力的提高无疑对政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传统中国独特的政治参与方式——朋党、会党在晚清的政治现代化运动中向政党转变的轨迹,凸显了传统社会普通民众政治参与方式、结社活动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质的飞跃。本文尝试对这一重大的历史变迁进程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     

论战后英国的共识政治

二战结束后,英国社会各阶层在民主、阶级、福利、文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都出现了趋同现象。从政策和政党政治层面看二战后英国出现的“共识政治”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承担起新的义务和责任,政府运用各种干预手段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的干预。然而,但英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从宗教史看和谐社会的构建

宗教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表现在:对统治秩序的来源以及被统治者遭受的苦难进行神圣性的解释,教化和强化人们服从现实政治秩序;宗教还调整维护大量的非阶级性的道德关系。当然历史上也有很多掺杂了宗教因素的社会冲突,如中国历史上披着宗教外衣的民变和农民起义,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和教派冲突。在现代社会,贯彻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原则,完全可以用民主和法治的手段来预防和解决这类社会冲突。过去宗教突出倡导的容忍精神,可以转化为现代人际之间和文明之间的宽容精神;过去宗教强调的对权力和意志的服从,可以转变为现代的对法律和契约的服从———服从精神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与和谐稳定都至关重要。扬长避短,把握分寸,宗教就完全可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得力助手。     

超常的声称要有超常的证据——关于就无神论教育问题与中学生的系列对话（一）

北京八中开展无神论教育课题后,中学生们提出了很多困惑与思考的问题,非常值得研究与讨论。它不仅反应了同学们日常从社会上、家庭中接收到各种有神论思想的信息而产生疑问,同时也反映出无神论教育的缺位导致他们世界观认识的不稳定性。尽管思想政治教育课在哲学、理想、道德、法律和心理上有所涉猎,但是如何建立正确的世界观,还是需要科学无神论的教育。我们将根据同学们提出的疑惑问题,与无神论专家们共同展开讨论,在思想撞击中产生新的认识火花。本期刊登有关“如何认识超自然现象问题”,今后几期还将讨论有关如何看待宗教信仰问题、如何看待迷信问题、科学家信教和名人迷信问题。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加入我们的讨论。     

组织政治认知对员工行为的影响

组织政治是组织生活的现实反映,是一种普遍现象,员工对组织政治现象的认知对其行为、态度有诸多的不利影响。本研究运用自行研制的组织政治认知调查问卷,通过对29家企业共1647名员工的调查,探讨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的组织政治认知的结果变量,可望为各类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康有为的经学近代化改革及其失败北大核心CSSCISSCI

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政治界、思想界、学术界的风云人物。他领导的维新变法,以传统的春秋公羊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这种学术思想曾经沉寂了一千多年,后由清代中叶的常州学派复兴,辗转传承至康有为。他尝试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来充实并拔高,以之辅翼他所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因此,康有为的经学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既有中国古代经学的深厚底蕴,又附丽着非常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这体现了经学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裂变和异化。虽然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提出批评,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在挽救国家危亡方面做过的努力,也不容质疑他在经学转型方面做出的贡献。楼宇烈先生认为“康有为也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尝试着使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孔孟学说,向近代转化、为近代社会服务的第一位探路人”①,我们认为,这种评价公允而合理,虽然他的经学近代化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尝试使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努力还是有其意义的。     

每一种宗教都应是和平的使者访美利坚大学乔·埃尔德里奇教授北大核心CSSCISSCI

因为所有正信宗教的核心都是＂仁爱＂与＂正义＂,世界上的每一种宗教,都应该是和平的使者、冲突的调节者,而不是任何不和谐事件的制造者。西方宗教学创始人麦克斯·缪勒有一句名言：＂只知一种宗教者,一无所知。＂这句话实际上为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理论基础。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发展,     

荀子论圣王与政治性秩序之实现

荀子将政治秩序之实现诉诸于集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力于一体的圣王并尊崇之,其间原因既有迫于"今圣王没,天下乱"的现实需要,也有出于其"人之性恶"的理论逻辑的必然。荀子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为我们构想了一幅人类生存中"争则乱,乱则穷"的"自然状态"的图景,并认为摆脱"自然状态"、实现政治性秩序的唯一途径,必须诉诸于真正的德位一体的圣王。在因何而必须要秩序、由谁来建立秩序、又如何来建立秩序等问题上,荀子为我们呈现出了系统而条贯的思考。     

试论庄子“亚齐物”境界及其对古代文人精神的影响

庄子哲学在先秦时期是不同于儒、墨、法等诸家政治哲学的。一部《庄子》,诙诡奇谲,洋洋洒洒,倾注的是庄子对生命深切的终极关怀———人的命运和精神自由。庄子笔下,各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当中有逍遥游于天地,与造化相流行的神人,以己意出法令的人间帝王,欲致君尧舜的士人,恶于世的隐者,普通的匠     

政治主体的伦理向度与公共利益的达成

在构建"优良的生活"的政治实践中,无论个体还是政治共同体,都体现一种共同善的诉求.政治主体如何就"对人而言的善和共同体的利益"达成一个"共同的理解",自然成为考察政治主体伦理的一个有效向度.在现代民主政治情境下,无论是政治家和公共行政人员还是与此紧密相关的公民,需要把作为目的的公共利益当作自己的规范价值和行为标准,从而使政治获得一种高贵的伦理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