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情治与情感合法性

高扬理性与结构,贬抑情感,是现代政治理论的共同特征,西方学术界已经意识到此中偏颇而有"情感回归"之倾向。中国政治社会理论与经验中存在着一种情感互动,补充着西方的情感政治论述。相较于现代情感研究主要关注消极性情感与情感控制,传统中国的情治更多建基于积极性情感,建构出一套政治制度与社会规仪,具有普遍性的功能,形成了不同于现代理性化、结构化的政治合法性类型。作为理想类型概念,情感合法性回应了传统中国政治中大量的情感政治事实,将统治活动抽象为情感活动,即情感的体认、交流沟通与反馈。情感维度能够让我们体认出传统中国政治的特征,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中某些特定行为背后的象征意涵。尽管现代社会结构与自我观念使情感转向工具性与碎片化,消极性情感大行其道,但是,积极性情感及其政治社会建构仍然是人类群体生活的重要内容。     

“和而不同”古今论

"和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重要命题,古代学者一般从自然观、政治观、伦理观方面来讨论"和同"问题,现代学者则从文化观方面来讨论。从自然观上说,世界最根本的特点是差异性,自然界的根本规律是"和而不同"。因此,承认世界是万有不齐的差异性的和谐统一,是人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君主应善于用"和而不同"的观点,吸取不同意见中的合理成分,取长补短,集思广益,以做出万全之策。在伦理观上,人们可以从"和同"观上来区别"君子"与"小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文化观方面,"和而不同"命题可以作为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基本原则。对待世界上各种不同文明与文化,人们应采用世界有识之士所共同倡导的"文明对话论",而非"文明冲突论"。     

去势的阶级:民主巩固与新自由主义情景下韩国劳工政治的嬗变

韩国的政治转型动摇了压制性的劳工体制,而这曾是威权-发展型国家的一个制度"内核",极大地推动了劳工阶级化的进程,壮大了劳工运动的势力。然而在民主巩固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情景下,韩国劳工运动很快失去了动能,公民权政治取代阶级政治成为社会政治的主导范式。韩国样本表明,劳工政治是结构化因素形塑的产物,政权属性与工业化形态对劳工政治走向有着重要影响。     

在荣耀与德性之间:西塞罗对罗马政治伦理的再造

罗马共和国末期,古罗马以德性和荣耀概念为中心的传统政治伦理观产生了重大危机,尤其是以外在的、公共的荣耀作为个人行为内在的动力这样一种机制变得极不稳定。为了挽救这套政治伦理,西塞罗做了两方面的理论努力:一方面,为了应对希腊哲学的挑战,他再次肯定公共生活的价值和荣耀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应对荣耀与德性的实际分离,他利用希腊的思想对德性重新做出诠释,以德性限制荣耀的私人化。西塞罗试图通过他的著述和演说,再造罗马的政治伦理,驯化类似于恺撒这样的人的政治野心,劝诫青年贵族精英恪守或回归共和宪制与"先人习俗",从而捍卫共和国。     

分裂的国家与美利坚人的乡愁——读阿莉·霍奇切尔德《本土的陌生人:美国右翼的愤怒与哀伤》

2016年总统大选呈现的美国"政治画风"令许多人颇感讶异。大选本身毋宁是透视美国政治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自由民主政制日趋寡头化,党争白热化,贫富日见悬殊,社会挫败情绪日趋激烈……。社会学家霍奇切尔德《本土的陌生人》以极富画面感的文字为我们揭示了如下重要议题:"特朗普现象"折射出美国右翼人群内心深处怎样的对事实的感受即"深层叙事"?导致美利坚人政见日趋极端化的"移情障碍"有着怎样的发生机制?面对自由派"政治正确警察"咄咄紧逼之势,保守派右翼人群心灵深处有着怎样的失落感和恐惧感?在他们的"深层叙事"中,曾经引以为豪的以"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为载体的一整套中产阶级伦理正在被侵蚀且不断趋向式微,自己俨然沦落为"本土的陌生人"。霍奇切尔德的著作提示我们:"特朗普现象"并非特朗普本人制造的"现象",它毋宁是新世纪美利坚社会矛盾和精神焦虑的集中反映。特朗普的当选无疑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果的反拨。作为旁观者,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美利坚人无限的悲情和无奈。     

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初探

新时代新挑战呼唤新思想,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从文明基因出发的历史哲学,强调政治制度"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学,以国家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论,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改革和社会建设方向。这些思想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守和推动,因而值得从学理上加以研究。     

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评析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女权主义占有特殊的地位。虽然女权主义按其思想渊源来看派别众多,但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派,即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激进主义的。激进女权主义的思想与其他两个派别不同,其核心是对父权制的批判。这种女权主义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了对父权制的批判:首先是对母性的分析,以破除父权制所制造的关于母性的神话;其次是性别批判,以揭示男女之分的社会构造和文化构造;最后是女性的解放,即探讨如何把女人从父权制中解放出来。     

程颢的伦理政治志向、淑世及实践

宋代"士大夫精神"的自觉是儒家入仕、淑世传统的一个新展开,它不仅表现在宋代士夫夫对天下责任和使命担当的自我期许和自我承诺上,更表现在他们的行动和实践上。作为其中之一的程颢则称得上是典范式人物。他既具有强烈的"求道之志"和淑世的热情,也具有从事地方政务的才识和务实精神,在不同的地方和职位上尽职尽责,身体力行,充分践履了儒家的公正、爱心等一系列美德,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     

齐物之境对于仁义-政治的拒斥——以《齐物论》“尧问于舜”章为中心的讨论

《齐物论》"尧问于舜"章对于"齐之为齐"的涵义是一个简洁而深刻的阐明,它指明一个基本的视野,即齐物之境排斥仁义-政治之域。舜以"德进于日"为尧之征伐作辩护,透露出仁义-道德与权力政治的沆瀣与媾和,扭曲了齐之为齐的真正本质,湮灭了齐物之境的真正可能。郭象力图以齐物之境与仁义-政治的一致性来解释尧舜对话,最后将齐物之境理解为个体性境界。章太炎则点明了孟子式儒家仁义-道德之名为武力征伐之口实,明确说明庄子的齐物之境超越了仁义-道德之境。在庄子与孟子的简单对比中,齐物之境被理解为一个差异性他者与自我共存的无限世界,区别于基于特定仁义-道德观念而总体化的世界。     

现代性视域下的传染病、社会风险与社会加速——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它所引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危机,而是当代新资本形态背景下的整合性危机。为此,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以当代社会现象为参照,更新我们对资本逻辑的理解;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揭示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当代表现形态,进而达致对这场危机本质的深度开显。概言之,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当代社会的系统性风险,表现为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性社会中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与"对生命的其他可能性的理解"之间的张力;其中,"病毒同有机体之间"与"资本所驱动的现代生产活动同社会机体之间"具有同构性关系特征,这使得此种张力内嵌于现代性本身而难以消除。另一方面,一个社会机体承受这种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取决于其自我限制现代性逻辑从而包容和缓冲此种张力的可能性,这在当代表现为社会总体相对于"社会加速"所保留的"加速冗余"。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新形态将这种"加速冗余"普遍地大幅压缩,这是建立一种新型社会治理体系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