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变革

在西方,随着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展开,为政治革命进行思想启蒙和理论论证成为哲学的主题,政治哲学成为显学。资产阶级政治哲学虽然有多种表现形式,但都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等绝对化。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为无产阶级变革资     

变化的是月光下的景物

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为什么而存在的？ 我又是什么？为什么不偏不倚、不早不晚，恰在这个时段来到这个空间？     

“非典”肆虐下的心理错位与调适

在举国震动的“非典”扰乱下，绝大部分国人都忧国忧民、顾大局、讲奉献，以主人翁责任感投入到“非典”防治工作中，这是国人的良好精神状态，可是一部分人也存在不健康的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严重影响了“非典”。本着重分析非典防治工作中少部分人的心理错位，以及相应的心理规范措施。     

关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进步主义的思考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保守主义思潮的反弹。可以说,从现代化开始的那一天起,文化上的保守倾向和进步倾向之间,就显示出了巨大的张力。目前发生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仅仅是数百年来保守与进步之争的一个表现。从文化哲学的观点看,进步与保守有如鸟之两翼、车之两     

政治建构主义何以提供客观性？

政治建构主义通常面临的批评是它无力为正义观念提供足够的客观性,从而整个政治自由主义对政治观念的界定不牢靠。但是,这种批评建基于一种将理论真理照搬适用到实践世界范畴中的教条主义,而实践哲学中蕴含着根植于各理性行动者对于各具体范畴实践必然践行的实践客观性。实践客观性与理论真理的差异在于它的实践性,而实践性包含了各具体实践范畴中的理性主体对该实践必然的实际践行。因此,政治建构主义能够提供这样一种实践客观性,因其在根本上来自于反映了实践理性观念的自由平等公民对其所处社会政治实践的必然践行,即对正义的重要性和合理多元主义的接受。与此同时,实践客观性的解释力仍需限定在局部建构主义的范畴中。     

系统方法在颅脑外伤研究中的应用

颅脑外伤是神经外科的常见疾病,有很高的病死率和致残率。近２０年来,随着对颅脑外伤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颅脑外伤后存在着复杂的病理生理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存在于颅内,也广泛存在于颅外,如心血管系统、肺、胃肠道、肾、肝等重要器官的功能不全,以及凝血机制障碍、电解质紊乱等［１］。由于这些颅外的病理生理改变严重影响病人的预后,要求医务工作者从系统联系的角度考虑问题,采取综合的治疗手段。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颅脑外伤导致的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等众多系统、器官的变化,割裂了神经系统与其它系统之间的联系。在颅脑外伤的心血管系统研究中,尽管已有人对颅脑外伤后心血管系统的不同方面的变化如血流动力学状态、心肌损害、心电图改变等分别进行了临床及实验研究,但缺乏对这些改变的综合分析,结果不能发现这些病理生理改变与颅脑外伤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病机。我们的课题立足于对严重颅脑外伤后心血管系统的血流动力学状态的直接监测、心肌损害的酶学证据和对心电图改变进行的连续、动态、综合的研究,发现颅脑外伤后心血管系统会出现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这些变化同伤情有关并对病人的预后有重要影响。     

剪开政治解不开的"死结"——评彭定光教授新著《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

人类的政治生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等级到平等、从强权统治到多元治理的转向,无不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康德语）在道德与政治相互冲突的时候,道德就会剪开政治所解不开的“死结”。彭定光教授独著的《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一书从伦理维度审视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     

尼克松的“后台”

美国的前总统尼克松，享有美国“战后最有知识、最有才干总统”的佳誉。     

心灵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人的共同体。共同体是一个整体，整体可分为不同的部分。每一个部分自身又可作为一个整体。因此，每个人同处于社会共同体之中，但不同的人群又形成了自己的共同体。如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政治组织、不同的信仰群体都形成了自己的整体。国家、政党、学校、宗教、公司、企业、家庭自身都是一个整体，但这些整体又属于社会这个整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