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教师的人文素养

如果说高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那么无疑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目的；如果说学生的人文素养决定着其能否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那么无疑作为政治教师的我们是否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则起着决定作用。新的思想政治教材，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四大模块，教材的主体内容涵盖古今中外的思想大家名言、重要的历史史实、诗词鉴赏、考古发现等，这让政治这门学科更加成为了提高人文素养的主阵地，同时也对政治教师的人文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广东宗教工作谋新篇、开新局”系列之三 把正方向 综合施策 加强和改进广东宗教院校工作北大核心

近年来,广东省民宗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宗教院校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和文件要求,紧密结合广东实际,采取有力措施,着力强化政治引领、加强统筹协调、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服务督导,推动广东宗教院校规范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道教度牒制度的兴起与演变

道教度牒制度,是封建政权管理道教教职人员户籍的一种特殊法制手段.这种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延续长达一千多年,是世界宗教史绝无仅有的,在道教史以及中国法制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政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种特殊历史产物.     

城市冷，乡下暖

在城里，我和对门的邻居一年也说不上十句话；在乡下，一碗饭从村头端到村尾，彼此说的话十碗也盛不下。     

迟来的悔悟

一只小鸟口渴了，飞到了一条溪流边，它俯下身子看见自己的模样，禁不住欣赏起来。     

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基于省级以下国税局领导干部的调查与分析

论文以省级以下国税局领导干部为调查对象,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获得了218份有效问卷。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当前国税系统"公民参与税收政策制定"的现状,结果发现:大多数领导干部对"税收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认识正确、理解到位;领导干部大多能够有效运用各种征求民意的方法,在税收政策制定方面与公民进行互动;公民参与税收政策制定的效果明显,对于提高税收政策的民意基础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发现:尚有部分领导干部对"公民参与税收政策的制定"缺乏深刻的认识,一些领导干部对"公民参与税收政策的制定"实质性支持不足,导致公民参与的次数少、层次低、方式单一。     

大学政治文化简论

当代中国的教育与中国社会一样,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促进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本刊的学术关心之一。本期笔谈的文章聚集高等教育的实践方面课题。季海菊的文章运用经济学的长尾理论,探讨高校微德育产品开发的新途径,周琴和王卓君分析了新时期大学政治文化的新特点,胡炜、丁堃和谷丽的文章讨论高校干部工作民主化的问题与改进之策,陈红雨的文章则分析了我国青少年教育中的文化传承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将教育与城市化联系起来。     

父母学业参与、父母学业压力与青少年早期的学业投入: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探讨父母学业参与和学业压力与青少年早期学业投入之间的关系,考察成就目标取向的中介作用,以及学业成就水平在该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对2487名初一学生进行测查,结果发现：（1）父母学业参与正向预测青少年早期个体的学业投入、负向预测学业抽离,父母学业压力正向预测学业抽离;（2）掌握目标取向在父母学业参与和青少年早期的学业投入之间起正向中介作用,在父母学业参与和学业抽离间发挥负向中介作用;表现回避目标取向在父母学业压力和学业抽离间具有正向中介作用;（3）掌握目标取向的中介作用受到学业成就水平的调节。研究结果揭示了父母学业参与和学业压力对青少年早期的学业投入的共同作用,为从家庭层面提高青少年的学业投入水平提供了参考。     

合法性构建的政治符号之维——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

20世纪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为政治学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启发。在符号属性与政治属性同为人类基本设定的前提下,我们发现符号现象与合法性生成存在内在关联,二者经由政治符号所形成的合法化过程,建立起囊括各种话语、行为、仪式、象征、神话、制度、政策等在内的庞大的"象征之林",从而将政治统治过程推进延伸为一个文化的象征系统的维持过程。借助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将这一合法化过程解释为政治符号结构(认知、规范与信仰)在合法性环境(价值、法理与民意)的输入要求下形成的政治功能(认同、稳定与服从)输出。我们应该站在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对待"象征的合法性"问题,即政治符号与合法性互为表里,应该重视从符号象征、合法化策略的角度去观察理解各种政治现象。     

阴阳与政教:关于四时五行合流何以可能的再考察——重读《管子》中《幼官》《四时》《五行》诸篇

四时与五行相配在战国中后期成为一个思潮。我们对于这一命题的把握既需要审视阴阳、四时、五行的传统渊源,也需要从西汉时期阴阳五行融合的完成态反向回溯。在《管子》诸篇中,四时五行相配时也呈现不同的思想形态。我们从阴阳二气与"五政苟时"两个角度来理解四时五行相配何以可能的问题。《四时》与《五行》篇中呈现的两种思想形态差异与《管子》同《礼记·月令》系统在四时五行相配问题上所产生的差异很不相同。阴阳(四时)五行合流之所以成为一个潮流并存在形态差异则与战国中后期普遍存在的政治改革思潮、理性祛魅思潮、区域性月令系统差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