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视角下的政治认同研究

政治认同发源于政治共同体成员人格中与所属共同体及亚群体有关的自我认同的叙事建构,是共同体成员对所属共同体及亚群体过去历史、当下主权、现行政体、未来使命的综合的能动性反应,包括认知层面的认可和赞同、情感层面的归属和依恋、行为层面的支持和拥护,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认同状态,并且会随着人格的成长、自我认同的发展、以及共同体命运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政治认同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已有研究多是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对其进行论述,随着近年来大众对社会心态的日益关注,理解政治认同议题中的心理学因素愈显迫切。目前心理学视角下的政治认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厘清政治认同结构、编制测量工具、探讨形成过程,关注未来预期和移情的影响、关注中国现实问题、以及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历史文化名人信仰系列之三十二:刘廷蔚

正刘廷蔚(1903-1994),浙江永嘉(令温州市区)人。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在植物保护事业上颇有成就;曾在《生命月刊》、《小说月刊》上发表新诗,著有诗集《山花》、《我的杯》等,其中收录了多首基督教诗歌。他,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毕业,一生"以减轻农家疾苦为生活愉快的目的",在植物保护事业上颇有成就;他是一位昆虫学家,但也喜欢新文学,是早期现代诗出色的实践者,徐志摩、沈从文和陶行知都与他有过交往;他的家族在民国时期无论在     

中西医学早期差异的历史考察

1　影响中西医差异的基本因素1 1　政治、经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水平是医学发展的社会基础 ,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学发展的方向 ,从根本上决定着医学发展的速度和水平。 5千年来中国和欧洲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不平衡 ,其高峰期和低谷期分别出现于不同的时间座标点 ,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发展曲线 ,这两条曲线是不平行的 ,甚至出现强烈的反差 ,使中医与西医发展的社会基础不但有东西方之间的地域性差异 ,而且有发展阶段的时代性差异 ,这两方面的差异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中西医差异中与社会历史密切相关的那些特点。人类社会历史迄今经历的基本…     

爱资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埃及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走出国门,远赴埃及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加。     

大学生人际信任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

在当代剧烈的社会变迁背景下, 人们的信任水平可能会发生改变。本文采用横断历史研究方法, 对采用Rotter “人际信任量表”调查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53篇研究报告进行了元分析, 这些文献涉及24233名大学生, 调查的时间跨度为1998年至2009年。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在这11年间显著降低, 相比1998年, 2009年时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下降了1.19个标准差; (2)无论男生还是女生, 人际信任水平在11年间均显著下降, 其变化趋势和人际信任水平本身均不存在性别差异; (3)农村生源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下降趋势呈边缘显著, 而城市生源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没有明显变化, 但人际信任得分本身不存在生源地差异。     

福利政治的运用与沙特王国什叶派政治斗争的转变

因为宗教信仰的差异,沙特王国的什叶派长期遭受官方宗教和沙特政府的歧视。20世纪50年代起,什叶派掀起了权利解放的斗争。什叶派的权利斗争始于经济层面的抗争,逐步过渡到政治层面的权利诉求,甚至提出了自治乃至独立的要求,遭到沙特政府的打压。面对什叶派的权利抗争,沙特政府长期进行刚性压制,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双方关系出现和解态势,沙特政府部分承认了什叶派的身份地位并赋予其一定政治权利,且更多采用福利政治等柔性手段处理同什叶派的纷争。福利政治的成效显著,它不仅推动了什叶派同沙特政府的和解,也维护了政治的相对稳定,更强化了什叶派对沙特王国的政治认同,因而福利政治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沙特王国什叶派政治斗争的转变。     

大学生控制信念及其与人际信任的关系

以290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量表法考察其控制信念和人际信任的特点及两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被试的认知控制信念得分最高,情感控制最低,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信念得分居中;且控制信念得分存在显著性别和生源地差异,女生的认知控制和情感控制得分都高于男生,农村生源学生的间接控制信念得分显著低于城市生源学生;（2）被试人际信任得分较低,且不存在性别和生源地差异;（3）控制信念与人际信任的关系因被试性别和生源地的不同而有差异,对于女生和农村生源大学生来说,直接控制、认知控制信念得分越高,人际信任得分也越高;而对     

宗教极端主义本质检视——基于对宗教异化蜕变论的分析

在有关宗教极端主义本质的探讨中,国内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宗教极端主义是宗教的"异化"与"蜕化",宗教与极端主义"无关"。然而,检视异化蜕变论会发现,其解释力有明显欠缺,即忽视宗教自身所负载的政治社会因素,研究视角呈现反工具主义与还原论取向,缺乏细致的因果分析,定义也存在着模糊性。宗教极端主义很难在相对有限的内部视角与较为封闭的话语体系内被给予合理解释,而需借助更为广阔的外部视角与系统的社会科学理论。     

从政治合法性看执政党伦理

自上世纪 70年代始 ,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便逐渐凸显并最终主导了西方哲学论坛。然而在我国 ,这一哲学和伦理学的理论转向似乎刚刚发生 ,学界对此一理论转向的学术意识也才刚刚显露 ,可我们面对的是 ,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不断涌现 ,异常复杂 ,难以把握。在此情形下 ,采取学术群体性的民主商谈方式来探究这一理论转向所产生的基础性课题 ,恐怕比学术个体的专题研究更为慎重 ,也更为急迫。2 0 0 4年夏 ,教育部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海南召开年会。期间与《伦理学研究》杂志主编、著名伦理学家唐凯麟先生重逢 ,承蒙先生厚爱如昨 ,托我组织一期学术专栏 ,命之为“政治伦理笔谈”。盛情之下 ,却之不恭。于是诚恳邀请到怀宏、剑涛、建华三位学兄襄助 ,切磋数月 ,始成如下四篇。现惶然贡献于学界 ,祈求抛顽石以引玉璞 ,或求其友声 ,或聆听批评 ,以此促进我国政治伦理的前沿研究。如此或可既不负凯麟先生雅扶后学之美意 ,又可尽我等伦理学者之天职。是以记之 !(万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