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控制的层级性：来自任务切换的脑电证据*

认知控制的主要研究范式之一是任务切换。以往研究发现切换代价受到认知控制层级性的调节, 但鲜有研究探索这一调节过程的动态神经机制。本研究通过嵌套的线索-任务切换范式考察不同层级任务切换代价的差异及其神经机制。在实验中, 要求被试完成高低两种层级任务, 低层级任务要求被试判断数字大小(或奇偶); 高层级任务则须先加工数字的某一语义特征(如当前数字是否是偶数), 然后进行大小判断。行为结果表明, 高层级任务切换代价显著大于低层级任务切换代价。线索锁时的脑电结果表明, 层级效应最早出现于P2成分, 切换效应(切换与重复之差)在CNV成分上受到任务层级的调控, 反映了在任务目标重构阶段给予高层级任务更多的选择性注意以及更高的主动性控制。目标锁时的脑电结果表明, 在N2及慢波(SP)成分上, 高层级任务切换与重复的波幅差异相比低层级任务显著更大, 反映了在抑制旧任务集与重构新反应集的过程中增强的反应性控制。这些结果为任务设置重构论和认知控制的层级性提供了新的证据。     

多义词造句任务对负性解释偏差的测量

本研究旨在归纳中文里可以用于测量解释偏差的多义词,并使用多义词造句任务,在广泛性焦虑症状人群中评估其测量有效性。经过对多义词负性与非负性含义常用程度的评分以及多义词造句任务项目区分度、信度、效度和目的隐蔽性的检验,筛选出两含义常用程度大致相同且对焦虑较为敏感的34个题目构成多义词造句任务,该任务信度良好,可以有效测得高低广泛性焦虑和状态焦虑人群中解释偏差的显著差异,且与同类的乱句重排任务相比,能猜出与猜对实验目的的被试显著更少。因此,中文多义词造句任务信效度良好,具有便捷、隐蔽的优势,可以用于解释偏差的相关研究。     

任务数量与工作记忆容量对交错学习的影响

研究以分子结构式为材料,让被试在单任务或双任务条件下以集中呈现和交错呈现的方式进行学习,并通过操作广度、旋转广度和对称广度任务测量工作记忆容量（working memory capacity, WMC）,探究在基于规则类别学习中交错呈现优势的稳定性。结果显示,交错呈现优势仅体现在文科生中;而对于理科生,集中呈现效果较佳。另外,任务数量和WMC均不影响交错呈现优势,表明交错呈现优势稳定存在于单任务和双任务条件中,且不同WMC的个体均能从交错学习获益。     

挫折情境下自我肯定对执行功能的影响

为探讨挫折情境下自我肯定对执行功能的影响,创设挫折和非挫折情境,采用价值观自我肯定干预,通过Stroop范式和2-back范式分别测量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的刷新能力。结果发现,挫折情境下的Stroop任务和2-back任务反应时均高于非挫折情境;挫折情境下自我肯定组在Stroop任务和2-back任务上的反应时均显著低于非自我肯定组,而非挫折情境下两组的反应时没有显著性差异;Stroop效应量在情境与肯定条件上的交互作用不显著。结果表明挫折降低了执行功能的任务表现,自我肯定干预能够改善挫折情境下执行功能相关的任务成绩,促进了个体对工作记忆任务的刷新能力和Stroop任务的认知表现,但对抑制控制能力的改善没有明显作用。     

先秦儒家的政治焦虑与言语态度研究

先秦儒家取法“先王之道”,心怀“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推崇“尧舜禅让”的政治制度,执掌和传承着夏商周三代因损益而“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但是,礼崩乐坏的现实与他们心怀的崇高理想落差巨大,故而先秦儒家一直处于无法实现理想的政治焦虑当中,而这种焦虑也表现在他们对于使用语言表达见解的方式和态度上。在“百家异说”、“百家争鸣”的学术背景下,孔子、孟子恰恰对于言辞辩论保持着谨慎态度,到了荀子则开始转变了对待言语的这种谨慎态度。     

浅谈思想政治工作者必备的素质

思想政冶工作是我党建设的一大法宝,是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贯彻十八大精神,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素质,以改革创新为核心,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     

人民政治逻辑与社会冲突治理:两类矛盾学说的历史实践

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公共辩护理念

公共辩护理念是理解罗尔斯整个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从根本上说,公共辩护可以看作是自由平等公民间就他们在公共生活中采纳何种"相待之道"而进行的理由交换和论辩,它主要诉诸公民的实践理性,是公民彼此间要求理由和给出理由的一种实践。因此,政治领域的根本原则获得公共辩护的标准,不可能存在于某些理性无法理解的、未"祛魅"的实体那里;也不能等同于理论理性领域里的正确的逻辑推演或因果推导。这种检验标准只能是:在满足实践理性所有相关要求的条件下,它是自由平等、理性而又合乎情理的人们彼此都可以合理接受的原则。这个标准里蕴含着政治自由主义公共辩护事业的双重目标或双重要求:它试图为政治权威行使的正当性提供好的规范理由,但这些理由又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们可以合理接受的。     

作为政治哲学的文学:论《曼陀罗》之于马基雅维利学说的意义

文学与政治向来关系复杂,因而如何阅读一位以政治思想闻名之作家的文学作品也就更显麻烦。曾任佛罗伦萨外交事务官的马基雅维利以两部政治著述斐然史上,同时他的戏剧《曼陀罗》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为他赢得了名声,且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喜剧的代表之作。本文通过审视关于《曼陀罗》的诸种解释进路,梳理并批判了据其政治背景进行隐喻式解读与据其政治作品进行印证式解读这两种研究进路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强调文学作品作为独立文本的重要意义,唯此方能揭橥作者在其戏剧作品中的(政治)哲学蕴义。     

政治正当程序——阿克曼的政治宪法理论及其启示

阿克曼的二元民主理论构成了一种关于宪法的政治正当程序理论,其对美国宪政史关键时期的结构性解释及其概念/话语体系对中国宪法学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冲击。国内的政治宪法学以不同的形式接受着阿克曼政治宪法理论的影响,在阿克曼的启发下试图对中国自身的宪政史提供一种"整全主义"解释,从而在学术品格上与所谓的宪法教义学颇有差异。阿克曼政治宪法理论中关于宪法政治的程序理性、人民的政治价值、宪定机构的制度效用、司法审查的功能定位对我们更为"整全"地理解美国宪法及其运作体系提供了更接近"历史"因而更接近"真相"的宏观图景,回应了其自身建构美国特色宪法理论的总体学术意图。阿克曼的理论激励我们进一步思考拓展宪法时间观与政治类型,重构政治宪法学的规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