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养态度与儿童在2-4岁期间的问题行

考察父母的教养态度和儿童在2—4岁间的问题行为的发展变化。采用交叉时序滞后设计,对172名儿童从2岁起进行2年追踪,在被试2岁和4岁时,分别对他们的父母进行间卷调查。结果发现：儿童外显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态度的相互作用较强,儿童在2岁时的外显问题行为可以预测4岁时母亲的惩罚性,内隐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态度的相互作用较弱;从2岁到4岁之间,儿童外显问题行为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内隐问题行为的稳定性相对略低,父母教养态度也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知情同意的临床实践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临床医疗实践中贯彻实施知情同意原则旨在保护病人的权益不受侵犯,然而知情同意原则实施起来并不简单,它常常会受到主客体两方面种种因素的制约,陷入意想不到的困境。分析了知情同意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探讨了若干对策。     

宗教极端主义本质检视——基于对宗教异化蜕变论的分析

在有关宗教极端主义本质的探讨中,国内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宗教极端主义是宗教的"异化"与"蜕化",宗教与极端主义"无关"。然而,检视异化蜕变论会发现,其解释力有明显欠缺,即忽视宗教自身所负载的政治社会因素,研究视角呈现反工具主义与还原论取向,缺乏细致的因果分析,定义也存在着模糊性。宗教极端主义很难在相对有限的内部视角与较为封闭的话语体系内被给予合理解释,而需借助更为广阔的外部视角与系统的社会科学理论。     

受欺负与青少年外化问题关系的“健康环境悖论”：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

“健康环境悖论”是指在总体受欺负水平较低的环境中, 受欺负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适应问题。本研究以来自47个班级的1764名5年级到8年级学生为被试(男生956人, 平均年龄14.46岁), 考察了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在个体受欺负经历与外化问题间的调节作用及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受欺负与外化问题的关系存在“健康环境悖论”现象, 即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能调节个体受欺负经历与外化问题的关系, 在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较低的班级中受欺负经历与外化问题的关联更强; (2)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对受欺负与外化问题的调节作用通过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实现。本研究证实了受欺负与外化问题的健康环境悖论现象, 并首次揭示了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机制。     

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 保持宗教工作正确方向北大核心CSSCI

在2016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这是我们党关于宗教理论的系统总结和重大创新,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增强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宗教问题道路的自信、指导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孟子是贤能政治的支持者吗?——从民意观的角度看

基于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反思,白彤东推荐一种儒家混合政体,这种政体的一大特色就是放弃民主制的“民治”原则,转而采用贤能政治的“能人治国”理念。白彤东宣称,这种“能人治国”理念是他从孟子那里得到的灵感。然而,白彤东对孟子的解读存在着不可忽略的错误。更令人遗憾的是,为了证成自己的观点,他不惜对《孟子》文本采取了有选择的无视。有理由相信,白彤东其实已经意识到他跟孟子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个差异在民意观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青少年家庭义务感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家庭义务感问卷对711名高一和高三的城乡青少年进行了调查,考察当前青少年家庭义务感的基本特征.结果表明,(1)青少年总体上具有较强的家庭义务感;(2)农村青少年比城市青少年更为重视“未来对家庭的支持”;女青少年比男青少年更重视当前与未来对家庭的支持,以及对家人的尊敬;独生与非独生青少年的家庭义务感无显著差异;(3)在“当前对家庭的支持”与“未来对家庭的支持”方面,青少年的义务感高于他所感知到的父母的期望,但在“对家人的尊敬”上,青少年的态度与父母的期望间无显著差异.     

论复合平等

分配的正义是一个宽广的观念。它把整个物品(goods)的世界都置于哲学反思的领域之内。没有什么会被忽略;我们公共生活的每一个特征都会被考察到。人类社会就是一个进行分配的社群。人类社会不全是分配的社会,但却主要是一个分配的社会：我们在一起共有(share)、划分(divide)和交换(exchange)。我们同样在一起制造那些我们所共有、划分和交换的事物;而制造——也就是工作——是通过劳动的划分而在我们中间分配的。我在经济中的处境,我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我在同侪中的声誉,我的物质的所有物：所有这些都自他人而来,到我这里。说我是正确地还是错误地、正义地还是不正义地拥有我所拥有的事物是可能的;但是给定分配的范围和参与者的人数,要作出这样的判断决不是轻易的。     

列宁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及其策略

宗教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它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也有一套思想理论、教会组织、教仪教规、崇拜神灵和历史传承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对待宗教?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名衍丰教授根据列宁关于宗教的精辟论述,深刻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然要紧紧围绕署革命的基本任务来确立我们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其基本态度是既要承认宗教的合法存在,又要同宗教偏见最深刻的根源——“穷困和愚昧”作斗争。其基本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即任何公民都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且不允许因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