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中看制定系统的民事强制规范的必要性

当前，在执行工作中，仍然存在着执行难和执行乱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曾有不少专家、学并口审判人员论述过这些问题，从理论并口实践方面发表过许多前瞻性的明见，对于促进民事强制立法、规范强制执行行为具有指导和启示作用。我们认为，执行难与执行乱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联系，由于执行难，当执行人员办案陷入困境，感到无奈时，为把案件尽快办结，往往在实际操作中带有主观随意性，(排除主观恶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执行乱。     

德惠清真寺自养创出新路

随着民族宗教政策的不断贯彻落实和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实施,吉林省德惠清真寺也发生着可喜的变化。为贯彻以寺养寺的精神,实现清真寺自养,德惠清真寺的阿訇、乡老们自力更生,想方设法克服无资金、无厂房设备的种种困难,寻找自养门路。首先由韩在福、钱万生带头集资筹划资金七千元,县政府拨款五千元,开办起回族食品加工厂。     

从媒体演进看政策过程中的信息生产

信息对于政策过程是至为重要的。信息以公共舆论的形式对政策系统形成压力,同时又通过信息扩散来完成政策过程;信息来源展示出政策的合法性范围,信息扩散的范围划定了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政策过程中的信息流动都以媒体为载体,媒体的发展带来了政策信息扩散渠道的多样化和舆论生产主体的多元化。总体来看,从报纸到广播再到电视,这些媒体都是在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发挥作用的,信息的生产与传播都是在政策主体的控制之下发生的。互联网技术创造了一个能够承载多元媒体并使得媒体可以自由组合的新的信息平台,在这一平台上,信息生产突破了单一主体的控制,信息流动不再是单向度的线性流向,政策信息是在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合作中生产出来的。     

负面事件后政府信任危机的形成机制研究:一个准实验研究

本文将公共危机事件划分为三种类型:丑闻、公共服务缺陷和意外事故,并运用实验的方法,考察了不同类型危机事件对政府信任不同维度的影响关系和泛化机制。结果发现:(1)丑闻、公共服务缺陷事件发生后,政府信任的能力维度和诚信维度都会受损;但丑闻对诚信的负面影响更大,公共服务缺陷对能力信任的负面影响更大;(2)丑闻和公共服务缺陷事件发生后,会造成官员角色信任受损;(3)对官员的初始信任越高或官员相似性越高,丑闻事件发生后的官员角色信任受损越大;(4)丑闻事件后,政府组织相似性越高,政府信任的诚信维度受损越大;(5)官员角色信任会向政府诚信泛化,官员角色信任受损会伤害到政府诚信;(6)官员信任受损在丑闻与官员相似性交互项、丑闻与官员初始信任交互项对政府诚信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相关研究结论能够促进公共危机、公共信任领域研究的发展,并对政府实践予以一定启示。     

政府副职的分管逻辑:中国大城市副市长的实证研究

领导分工负责制是中国政府管理中非常重要的领导体制,但是关于分管领导的研究却很少见。本文以全国33个大城市的236位副市长为研究对象,探究政府副职分管的部门在数量和职能方面的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每位副市长平均分管8.22个部门,承担4.07项职能,且不同副市长之间的差异较大。副市长是否是市委常委、政治排序和任期等因素会对其分管部门的数量和职能产生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等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与此同时,副职领导的职业背景与其所分管部门的职能匹配程度较低。综合性较强的部门多被放在一起分管,而专业性较强的部门会被单独分管。本研究揭示了市级政府副职领导的分管逻辑,为改革和优化分管型副职领导体制提供了经验依据。     

政府诚信缺失的根源探究

政府诚信是政府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名与实相统一的理论基础、言与行相一致的管理基础、“民信”与“信民”相一致的行为基础。当前,我国政府在经济、执法、机关内部活动等方面普遍存在诚信缺失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作为政治委托人的公众自身存在着的诸如信息短缺、组织松散等外部因素;二是作为政治代理人的政府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和有限理性则构成政府诚信缺失的内部条件。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效能评估——以常州为例的实证研究

以江苏省常州市2006-2015年的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采用AHP-熵值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对常州市人才政策效能开展定量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人才政策"差异性不足、协调性不够、均衡性不高、时效性不强"是阻碍我国地方政府人才政策效能的关键因素,进而从打造人才工作品牌、构建包容型人才政策体系、建立人才工作协同机制、持续更新人才政策等四个方面就提升地方政府人才政策效能提出了对策建议。     

论1949年以来的“中华民国”问题

"中华民国"问题是两岸关系发展中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两岸的核心争议在于,大陆方面坚持认为"中华民国"已于1949年被推翻,而台湾方面则坚持认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地区依然存在,并要求大陆方面要正视这一事实。围绕着这一争议,两岸双方各自建构了自己的法理依据和论述。笔者认为,"中华民国"问题并非纯粹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故需要政治解决。两岸需要秉持务实主义的态度共同面对"中华民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而不是台湾单方面要求大陆面对该问题。在两岸统一之前,如果条件具备,大陆可承认台湾当局为区域性特别自治政府,而不会承认其为"中央政府"。     

我们不应该把政权与某种宗教结合在一起--《三亚南山观音圣像建设与政教关系学术座谈会纪要》摘要

这个《纪要》发表在《法学》2005年11期上,原来的大标题是《地方政府投资宗教项目涉及的法律问题》,《纪要》是它的副标题;《纪要》的整理者是该刊总编童之伟教授。国内宗教的近期发展态势,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但特别从法学角度进行探讨,就编者所知,还很少见。《纪要》认为,三亚建造佛像,只是一个个案,但它涉及的却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大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理论原则问题,即政教关系问题,所以有必要在法学界引起重视,开展讨论。郭延军在《法学》笫6期发表《我国处理政教关系应秉持什么原则》一文,揭开了这次讨论的序幕;之后,上海交大法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几位法学教授组成专门课题组作了两个多月的调研,并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组织了两次法学界专家的座谈,还有浙江大学和苏州大学的部分法学家参加了笔谈。据《纪要》介绍,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海南三亚市西南,“相传是观音出巡南海”的地方,又与唐鉴真和尚东渡有些关联。“为开发旅游资源,弘扬佛教文化”,一个名叫“三亚南山观音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企业,总计投资8亿元,建造了108米高的“南山海上观音圣像”,以及“南山观音文化苑”。这一工程,从立项、规划到开工,先后通过了国家发改委、国家宗教局以及海南地方政府的审批,至2005年,全部工程竣工、开光。经营的范围,包括旅游景点、宾馆酒店、旅行社、房地产等的建设和管理,以及礼品、纪念品和其他文化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就是说,这个以108米观音像为核心建筑群,本是经国家批准设置的宗教场所,而实际上却是作为商业旅游去开发操作的。从经济上看,“眼前效益和远景都比较好”。然而有报道说:“建造观音圣像的六年中”,凡到过这个地方来的“国家机关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到建设工地上,了解工程进展情况,并表示支持”。在2004年举行的“圣像开光大典新闻发布会上”,三亚市政府的一位负责人更明确地表示,这一工程是“在国家宗教局,海南省委、省政府,三亚市委、市政府及各界的努力下”,才得以完成的;而“三亚市政府将集全市之力,全力配合中国佛教协会和南山寺做好开光大典的服务工作”。这样一来,本来是作为宗教的设施,又从企业家的行为,变成了政府的行为。接下来,“当地政府坚持要求观音公司将南山观音苑项目下观音露天铜像及相关资产的产权,移交给政府”,并与该公司签订了转让合同,“市政府有关部门发文接管该项目100%的资产”。尽管市政府只支付给该公司4000万价款,还应该有差不多8亿元欠款未付,可“国资委接受人员进驻了现场,并联合民政局、公安局等,对苑区清场整治,于是观音公司只好停止经营”。这就是说,政府取代了企业,直接经营了宗教场所。有关法学专家,就是围绕这一事件发表意见的。兹将主要观点略加分类,摘要如下: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 责任判断的影响: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为探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采用问卷法对678名社会公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2)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量大于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的中介效应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