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党政府时期英国对华的自身形象塑造

新工党政府时期是中英关系快速发展的时期，双方的深入认知与接触必然伴随着不同于以往的国家形象的产生。从英国对华的形象塑造来说，新工党政府时期的英国面临着近代以来的殖民历史包袱，但香港回归一定程度上吹散了历史阴霾，为新的英国形象提供了机会。而英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中英经济的互补性使得英国积极拥抱“中国机遇论”,为英国对华形象的塑造提供动力。“第三条道路的践行者”“道德外交的信奉者”“文化外交强国”是英国有意识对外塑造的形象，但标榜的理念和实际行动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英国的实际形象或许可以概括为“合作不断深入的伙伴”“广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美国的忠实追随者”“一些不和谐音符的弹奏者”等。就中英战略利益的相关度而言，英国对中国的考量与中国对英国的考量并不相互对应。英国自身的多重国际身份定位决定了英国对华形象的多面性。     

世俗化抑或伊斯兰化:当代马来西亚政府进行合法性证明的困境

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及其势力的复兴使马来西亚政府在合利益性、合道德性、合法律性、民主化、绩效、意识形态、个人魅力、注重环境等方面面临合法性证明方式选择的困境,概而言之,即是世俗化与伊斯兰化之间的矛盾。     

小议政府回应性及其有效性

本文围绕政府如何进行回应对政府回应性及其有效性作粗浅的探索．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回应性的概念与内涵。第二部分,政府回应的动力分析。第三部分,国家——社会二元互动模式下政府回应的过程分析。第四部分,政府回应的有效性。     

大力推进民族地区教育公平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要让孩子们上好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这充分说明教育事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和全局性的战略地位。     

对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的几点思考

宗教团体对社会管理活动的有益参与,可以有效地改善政府与信教群众的关系,为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起到积极作用。     

试论清末民初(1901-1915)湖南的寺产冲突

1901-1915年间,湖南各地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寺产冲突,这些冲突是由各地大肆抢占佛教寺产的行为引发的。就其表现形式来看,既有普通乡民发动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又有佛教社团发起的有组织的抗争。就其性质而言,既是经济利益的激烈争夺,又是新旧观念的严重对抗。这些冲突不但引起了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等媒体的关注,而且多次惊动中央内务部,直接导致了中央宗教政策的重大变化。对之进行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目前,学术界关于庙产冲突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关于湖南寺产冲突的研究就更少了。     

英国政府与梵蒂冈错综复杂的建交历程

本文从19世纪以来几个复杂而不寻常的事件的详细分析开始,突出几个重要问题,例如外交关系法案、迈托去罗马的使命、圣统制的恢复和教皇的入侵,集中讨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其后强调永久性使团公馆在罗马的建立、教皇伦敦代表团的任命以及战争期间两国的斗争。最后论述英梵于1982年建立的正式的官方的外交关系。     

论行政许可的合理定位

行政许可是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是现代国家公共行政的重要手段之一.完善行政许可制度,需要探寻行政许可的合理定位,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权利与权力的合理调适;二是政府职权责任与市场机制功能的有机发挥;三是公共利益维护与私人利益保障的协调兼顾.     

风险投资的法律调整原则

风险投资的制度建设中 ,如何通过建立、健全、完善有关法规来推动风险投资的发展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风险投资的法律调整原则包括市场取向原则、风险化解原则与政府调控三大原则。市场取向原则的目标是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体制与运作机制 ,以充分调动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动力机制 ;风险化解原则的目标是针对风险投资的巨大风险性 ,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 ,帮助企业化解运作过程中的各种风险 ;政府调控原则是通过有效的政府调控手段 ,以解决风险投资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问题     

金融供给侧改革与企业转型升级的协同发展

企业转型升级意义明显,针对企业转型发展的金融供给侧改革将成为改革重点。当前金融供给未能充分满足市场主体转型升级有效需求,转型经济与金融资本融合普遍不足,严重制约了转型升级发展,文章通过分析转型升级期金融需求特点和当前障碍,针对性提出金融供给侧改革策略,补齐金融短板,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发展,使得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和企业转型升级相互促进、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