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宪制秩序的结构演变——香港回归25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一国两制”是国家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和宪制安排，是我国宪法上富有特色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制思想渊源和法理基础。香港是实施“一国两制”的最具挑战性与制度发展内涵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的第一部典范性立法，具有历史意义、国际意义和国家法治的创新意义。自香港回归25年来，中央治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准确落实宪法与基本法构成的特区宪制秩序，在应对本土势力和外部势力挑战下承担基础立法者和最终责任人的宪制角色，引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落实“爱国者治港”,推动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全面管治权”与“爱国者治港”是中央构建“一国两制”法理学体系的关键立足点，也是建立健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主要制度抓手。香港的25年经验对“一国两制”法理体系与制度体系的完善发展有重大推进，对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实现以港鉴台的初衷目标，有直接的示范和先导意义。香港“一国两制”宪制秩序有着更为自觉的法理依据和更为健全的制度体系，在新的发展阶段可以实现行稳致远。     

怀念苗族教授吴治清

2002年正月初九痛悉中央民族大学贵州籍苗族教授吴治清病故的消息，我们无不为之感伤哭叹。     

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孔尚任罢官疑案的历史底蕴

孔尚任"罢官疑案"的历史底蕴可归结为圣裔与圣君价值取向的悖离:孔尚任一生仕宦与才人形象的悖离、非官与非民身份的尴尬、期待与失意的交织等形成其人生的主调——抱怨闲官冷署官微俸薄而牢骚太盛、耽于诗文而荒废政务、真才人而非醇儒;康熙皇帝则欲以任用汉臣、推重汉文化来消解与缓和民族矛盾,以"尊孔崇儒重道"讲其道统,以"经世致用,实心实证"论其政统,以理学融合"道统"与"治统"。两相比较,显然圣裔有负圣君特例拔擢之初衷。《桃花扇》的轰动又让康熙皇帝对孔尚任更加失望,因此,圣君只能含糊其辞地示意户部罢其官。康熙皇帝有意识地不加罪于孔尚任,正是圣君的高明之处。     

细说道教“万法宗坛”的由来

万法宗坛昭示着中国道教发展的历史,它背后蕴藏的古老的东方智慧,值得人们去不断挖掘、整合、传承,以使其能够在新的时代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一众所周知,张陵在龙虎山修道,后闻故地巴蜀人民为疹气害,遂以近60的高龄带弟子入蜀医病医心,创立五斗米道。传至张鲁已成二十四治,分设治首(又称祭酒),使民诚信不欺,乐善好生,带     

治疆方略视域下去极端化法治路径研究

去极端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和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依法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正能量,共筑去极端化的铜墙铁壁,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最强力量;发挥社会组织在去极端化中的积极作用,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管理与服务法治,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优势制度;健全和落实好去极端化的法律措施,把好依法严控的关键环节,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治本之策;坚持提高去极端化的法治化、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推进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举措。     

中国政学传统中的治体论:基于历史脉络的考察

作为经世思想传统的中心范畴,治体论显示出对于秩序形态和政治构造的一种整体意识与体系自觉,蕴含了对政治秩序之关键要素及其组合演进的认知和评判。以三代经典体系及诸子学为渊源,治体论经汉唐儒学之培植,在近世政学传统中得到充足发展,形成了理学和事功学代表的分别以心性与事理为主干的理路类型。近世治体论尤其体现出中国传统对于治道、治法和治人等要素及其关联的丰富思考,构成重整与推进政治自我理解的重要基础。     

技治时代的隐私困境与危机超越

技术是人的生存方式，新技术的普遍应用正在不断结构化现实生活。随着技术生活的全面展开，风险社会却逐日临近，隐私风险渐成其重要论题。技术对现实生活的全面建构，日益形成对隐私的持续而全面的透视与控制，可能招致“透明社会”的产生，继而引发主体性危机。然而，随着隐私危机的不断蔓延及技术批判向度的缺失，一种无助文化正在滋生，进而引发生存危机。面向困境，反思无助文化，审视生存危机，需要在思想和行动层面积极准备，正视危机以化解风险。为此，不仅需要恢复批判向度，唤醒主体性，更要有保护隐私的社会主张和行动，努力开拓技术发展的民主化方案，通过制度力量对抗异化，进而使人在技术与隐私之间的张力及其微妙的平衡中实现自由发展。     

贞观君臣的文治实践:基于《论语治要》的文本考察

《论语治要》是著名佚存文献《群书治要》所收录六十五部典籍中的一部,成书于贞观初年,反映了贞观一朝崇尚文治的施政理念和重视"文儒"的用人特点。《论语治要》位列《群书治要》内"经部",反映了唐初大规模图书整理中确立的"四部分类法"的最新成果和文化价值定位,亦反映了贞观伊始唐太宗大兴儒学,释奠礼仪的变化,以及选用儒生充实文官系统的施政价值取向,这些都对后世释奠制度、科考制度等产生极其深远影响。《论语治要》中所提倡的文治思想,在实践上既表达了贞观君臣"君为治本""政者,正也"的施政逻辑,亦为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租庸调制等制度形式得以确立和实现奠定了基础。     

《老子想尔注》的“神治”思想及其在天师道中的实现

长生信仰原属私人福享,本与政治性的公共善好无关,《老子想尔注》却将国家治理建立在每个人宗教性的长生信仰基础上。背后的原因在于,它的“道”是具有强烈伦理色彩的至上神“老上老君”,老君及其神界职官通过气的同构共感对世人实施以生赏善,以死罚恶的“神治”管理,以确保好人长生无恙、恶人短命遭殃。世人想要长生,必须遵循神诫,多行善举。在这个过程中,长生带有伦理性,实现了其在宗教政治中的重新定位。这解释了早期天师道以宗教治病为主要救赎内容,以组织管理道民的“命籍”“命信”来安排教区活动的原因。疾病、“命籍”(生死簿)、“命信”(与神相盟的信物)皆是涉及人的生死之具,是神管理人的重要途径。这就是道教借助长生信仰进行“神治”,以安排公共秩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天师道教团以政教合一的“神治”方式,同样实现了世俗政府“治理民物”的目的。     

探求心觉之路:儒家心学伦理精神研究

儒学具有心学传统,以为人处世作为立论基础,其方法论"反求诸己"。儒家心学伦理以心为本体,以中庸为德性,通过养心、治心求得放心而建构起内在的主体性和伦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