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诚"字蠡测

“诚”是一个包含“人质”、态度、方法、途径等复杂要素在内的哲学范畴。由诚而明,明明德而达至善,这既是一种学者心法,又是一种内圣道路,还是一种带有本体论性质的思维溯源。由“诚”“入德”即朱熹读解《中庸》的法门之一。     

先秦礼乐观念的形态及其衍化

对传统礼乐文化不同态度,除了时代变迁,还缘于主体在不同意义层面上言及礼乐.从字源上看,礼乐昭显了一种文明生存之追求.先秦思想世界中的礼乐呈现出礼乐之文、礼乐之情及礼乐之本这三个层面上的意义.儒家思想历史展开,渐次凸显对此三者一体性关系所蕴涵的"合内外之道"追求.先秦礼乐不同观念形态间的演化,既是先儒对礼乐认识的推进与深...     

佛祖言语

问曰：法在佛心中一切皆大,何以故但说慈悲为大？答曰：佛所有功德法,应皆大故。问曰：若尔者,何以但说慈悲为大？答曰：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所以者何？菩萨见众生老病死苦、身苦、心苦、今世后世苦等诸苦所恼,生大慈悲救如是苦,然后发心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以大慈悲力故,于无量阿僧祗世生死中心不厌没;     

从儒、道的封建礼教观说到鲁迅所谓的"食人民族"

鲁迅对于儒家封建礼教的态度与道家道教对于儒家封建礼教的态度,多多少少有互相一致的地方,即都是抱着批判的态度,其结论也都是认为儒家的封建礼教会导致"人吃人",只是时代背景不同,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各有不同.     

“重”“错”之义与六十四卦的生成

六十四卦如何由八卦重叠而成,思想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本文立足“重”与“错”的同异,探讨其成卦的内在机制及其与天地万物变化的联系。孔颖达以相错解释相重,在忽略二者矛盾的前提下进行推论。邵雍立足一分为二发明相错,”重”在他是指天圆地方的天道运动,而与重卦无关。以为邵雍言先天方位的八卦相错是讲重卦的观点缺乏根据。胡宏从太极——天道的运动说明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关系。利用“重道”去解释“重卦”,揭示了六十四卦生成的不同机理。朱熹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按照太极生万物模式的需要发挥邵雍的理论,反映了邵雍以后易学的发展。来知德批评了邵雍、朱熹对相错与相重的混淆,但又不是胡宏的一“重”到底．而是重与错双方相互补充发明,合力生成六十四卦。尽管哲学家们对”重”与“错”的方法的把握和定位不尽相同,但易卦的生成应当是天道运动规律的概括和表现则是他们的基本的共识。     

逻辑分析法与中国现代形上学的新开展

走出形上学的迷失而进行形上学的重建,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哲思的主题.自上一个世纪的上半叶,冯友兰先生就率先创造性地运用了西方的逻辑分析法,建立了一个纯形式的形上学体系--新理学,超越了中国传统哲学没有形式化系统的形上学的局限,提高了中国传统形上学的空灵性、抽象性、范畴化、概念化和系统化的程度.但是他的这种新理学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脱节与失序;因此如何克服和超越这些历史限制,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历史课题.他的新理学之"由正入负"的方法论取向,确为中国现代形上学的新开展开辟了新方向,因此我们可以由"照着讲",而"接着讲",进而在现代逻辑、现代哲学和生活世界的三项互动的场域及其变动中,实现中国现代形上学的名与象、智与仁、思与诗、形式与内容、德性与理性、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使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之重要的一支.     

道书分类法之我见

本文概述、评论有关道书的各种分类法,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新的分类系统。     

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性”问题

市场经济活动的 “道德性”问题是通过经济活动的主体表现出来的。搞市场经济是否按价值规律办事,获取利益的方式和利益的使用方式是否符合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总是与经济活动主体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相联系的。正确地揭示经济活动的 “道德性”问题, 制定获取利益方式和利益使用方式等方面的道德规范和准则, 是摆在经济伦理学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印光的儒佛融合思想论

印光从本体与工夫上分析了儒佛之同异,认为儒佛体同而发挥工夫证到不同,如"五戒"与"五常"即是同,不同则在于做人准则、时空观和生死观上,在"孝"的问题上也有层次之分。因儒重日常人伦,佛重明心见性,印光坚持佛法本位论,提倡儒佛融合则双美,务求佛教所追求的出世信仰能水乳交融在儒学所推崇的入世言行中,以求教化人生、净化人心和有益社会的效果,出离生死之樊笼,通过儒佛思想的互补来落实人生的道德关怀,促成俗世礼义道德的重建,终以弥陀净土信仰作为终极关怀。     

《老子》第四十二章之解读及方法论初探

《老子》第四十二章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解读,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河上公为代表的宇宙论解释;二是以王弼为代表的语言论解释;三是当代牟宗三的境界论解释。本文立足《老子》,剖析三种解释之得失,并从方法论上初步说明厘清"问题意识"对回到经典原意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