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史研究热点及发展态势——近五年中国医学史论文的可视化分析

为了解近五年中国医学史研究热点和发展态势,利用可视化软件对近五年中国医学史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医学史学科为医学与史学跨学科专业,医学界与史学界间虽有融通交流,但研究界限仍较为分明。研究者应打破人为划分的学科分界线,将其他学科的理论融入医学史研究。高校应鼓励不同学科交互深造,创建研究集群以及培养体系,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在研究方向中,传统医学史与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碰撞和融合在未来将会是十分重要的发展趋势,借鉴瘟疫史研究的思路,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探究其他疾病和现今尖锐的医疗问题或可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灸推广实施路径与历史经验研究——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统一战线和发挥中医作用的要求下,针灸推广作为一项卫生工作被提上日程。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率先开展这项工作,开创了“理论学习+临床实习”的短期人才培训模式,在国内部分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训练了一批针灸师资力量,并尝试通过实验研究为针灸推广提供科学理论支持。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工作为今后针灸推广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可靠的人才培养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是过渡时期中医力量参与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的典型例证。

     

智能医疗的伦理困境与治理——基于以病人为中心的考察

智能医疗的研究与应用发展迅速,在医疗检测、诊断与预测等多领域都显示出了更强的技术优越性。与此同时,智能医疗也出现了算法黑箱导致的病人知情权受到侵犯、用户数据泄露、公平正义问题以及责任归属难以界定等亟待解决的各种伦理难题,对“以病人为中心”的医学临床传统造成威胁。智能医疗的广泛应用不仅需要突破技术难题,更加需要构建以病人为中心的伦理治理体系,做出尊重病人需求和权利的理性决策。

     

负责任创新中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的伦理审视

负责任创新是目前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应用的重要理论,也是引导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向善发展的理想图景,其基本结构主要包括预测、反思、协商、反应四个维度。当前,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受技术“黑箱特质”的影响,暴露了其在安全、隐私、道德、分配等方面的伦理风险,桎梏了其应用于医疗事业的广阔前景。面对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的伦理困境,从其技术研发、设计、应用、跟踪等全过程分析嵌入负责任创新四维度模型,能够有效缓解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在实践中存在的伦理风险,从而真正实现其为人类健康的精准赋能。

     

医疗质量模糊性特征研究

探讨医疗质量的特性,通过系统经验分析法,认为医疗质量具有模糊性特征,难以辨别优劣,导致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忽视提高医疗质量。行政部门应加强医疗技术管理,推行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制度,做好信息公示。医疗机构也应加强服务过程管理,培养医护人员人文精神,落实规章制度,推行临床路径管理,减少医疗差错,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医护人员也应加强责任心,多方努力才有可能提高医疗质量、保障患者安全。     

公立医院“医疗联合体”改革探析

公立医院“医疗联合体”改革模式为解决“看病难”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其目的是促使优质医疗资源通过医疗联合体纵向下沉, 从而达到医疗资源最大化利用和居民就诊的合理分流。为了推进我国“医疗联合体”改革模式的发展, 首先分析了医疗联合体的作用和面临的障碍, 然后介绍我国上海、北京、湖北、重庆的“医疗联合体”改革实践模式, 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医疗联合体”改革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期望对我国这种改革模式的实施推进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辅助生殖技术随访工作中的伦理原则探讨

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 的发展, 术后进行的定期随访工作在ART中的伦理学问题不断凸显, 有必要对其重视及规范。从伦理原则角度探讨了ART随访工作中存在的诸多伦理学问题, 即个人隐私权保护的缺失、知情同意的形式化、医源性多胎的伦理困境等。保密互盲、知情同意、保护患者、保护后代等伦理原则监督和规范ART近期及远期随访工作, 对于引导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健康发展,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技术创新对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驱动力的探析

技术创新在人类发展史上起着里程碑式的作用,同样推动现代医学快速进展和持续进步。医疗技术是医疗质量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够全方位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结合国内外医疗相关技术创新的现况和医院实践,剖析了技术创新在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中的驱动作用,结合自身实践,从医疗设备技术创新、医学信息技术创新、医学技术创新思维和理念这三个方面,对技术创新促进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的实现途径进行探讨,为持续改进和不断完善医疗服务质量提供新的思路和手段。     

“红包”的概念、特征和法律属性

“红包”的概念、特征和法律属性需要进一步明确, 以避免立法及法律适用中的混乱。通过对“红包”的历史、理论、立法的分析, 可以发现, “红包”实质上是一种行为, 其具有六个基本特征:主体特定、主体强弱不对称、对象特定、金额具有不确定性、行为具有职权性以及动机具有复合性。狭义的“红包行为”仅指在医疗活动中, 医务人员收取患方给予的合法劳动报酬以外的财物或利益的行为。“红包行为”具有多部门法的法律属性, 可以采用民事、行政、刑事等多部门法的手段予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