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清初儒学转型中的性命论演进

作为儒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性命论在晚明清初儒学转型进程中呈现极为复杂的发展形态。于晚明三教合流趋势中,部分儒者所持性命论主张对佛、道思想具有极高程度的包容力,由此引发大规模的"正统""异端"之争;于心学修正思潮中,东林学派及之后刘宗周对传统儒学"性命"之说秉持更为严肃的坚守态度,如此,"性命"的客观义、超越义得到强调;清初,在形上学渐趋没落之际,部分儒学人士对"性命"的诠释多从"材质之性"谈起——侧重对现实人生延续及发展等诉求的考量,此时性命论"天"字义渐次流失,"命"的世俗义得到落实。     

论马克思的存在概念

所谓存在论(Ontologie)就是关于存在的理论。存在是马克思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对它的理解直接关涉马克思哲学观的整体理解。通过马克思对存在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其存在论的特征。本文认为在马克思的存在论思想体系中,马克思将存在理解为感性的,并将感性理解为对象性的,又将对象性理解为对象性活动,而对象性活动在他那里乃是否定性活动。具体而言,它体现为如下两大原则。     

“上升之路”与“下降之途”:《最后的晚餐》中的神圣之光

本文基于对莱奥纳尔多·达·芬奇在圣母感恩修道院的《最后的晚餐》中人物表情与动作定格的瞬间——耶稣所散发的神圣之光的观察，结合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的社会文化背景、画家的手稿笔记、非传统壁画的技法，发现画中被神圣之光照亮的瞬间，是决定个体灵魂价值的关键时刻，是画家将理念转化为具体形象的表达。作品中蕴含的新柏拉图主义观念和表现方式，往往不易被人察觉，画家创作的诸多秘密便隐藏其中。     

公益行为心理研究的奠基之作——评专著《青少年公益行为研究》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互助互济、扶弱济困"优良传统,老子的"慈"、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守望相助"、墨子的"兼爱"等等,都含有丰富公益慈善观念。在新时代,公益行为更是得到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志愿者和志愿服务事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鼓励广大志愿者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宋儒身心之学的双重关怀

两宋士大夫主体精神的崛起,建立了以自我为起点的身心之学。宋儒面临社会关切、个体安顿如何统一的难题,故而其身心之学包含着道德修养与个体生存双重涵义。宋代士大夫努力将个体身心与性理连接,是为了化解必然面临的社会关怀与个体安顿、忧患意识与从容安乐的矛盾,最终达到忧乐圆融之境。     

叶适与朱熹：学术思想交涉与三代道统论争

对于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学界之前聚焦于叶适对朱熹道统观的批评以及由此呈现的两者思想差异，但未阐明叶适道统观何以构成对朱熹思想的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叶适与朱熹有长时间的思想交涉，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学术竞争关系，其思想张力具体呈现在三代道统观的建构上。朱熹在朱陈之辩中聚焦的儒家政治文化主题上是以建构三代道统来反对陈亮的皇帝王霸之说，而叶适指出朱熹及其门人没有接着三代之道往下讲，认为其建构在“十六字心法”上的三代道统是一种旁出新解，并阐明三代是“君臣共治”“治教并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标举贤臣在道统中承担“教”的职责，从而以“治教并行”的三代道统反对朱熹以“教”统“治”的“治教分离”的道统观。叶适阐明的三代之道，既为陈亮思想导致的骄君现象提供了来自儒臣的约束力，也为朱熹将正心诚意系于君主的自我期许提供了儒臣之教的政治保障，又为浙学的事功主张确立了来自三代的根据，从而将浙学纳入了儒学正统之中，纠正了朱熹对浙学功利的批评。     

爱与“第三位格”

两性之爱，是人类个体间激发起来的一种最为激情澎湃的情感。它在实质上是两个异性个体追求作为全位格而全身心地相互投入与相互担当，直至互为唯一地共在。因为作为全位格出场而淡化、隐去了各种功能角色与社会身份；因为相互全身心的投入与承担而进入“革新了”的自己，也就是所谓“第三位格”。作为第三位格存在，不仅是与看得见的唯一者即心上人共在，而且也是与看不见的绝对唯一者共在。因此，爱情并不只是一种特殊的人与人间的关系，而且也是人与绝对者的关系。爱情之所以能够超越世俗功利与世俗关系，就在于爱情能够打开一个神圣维度而具有超越一解放的力量。这也是爱情的神圣性所在。而爱情的危险也就在于忘却了看不见的唯一者而关闭了神圣维度。     

生生论(Zoetology):一种传统思维方式的新名称

古希腊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以“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qua being)”或“存在本身(being per se)”为基础的实体本体论，它确保了人类经验的基础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由于eidos和telos的结合是个体事物(如人)的形式因和目的因，这种“实体(sub-stance)”必然在变化中保持不变。这种基础或本质包含了事物存在的目的，并且是对所有特定事物“作为这类事物意指什么(what it means to be a thing of this kind)”的定义，从而设定了一个封闭的、排他性的边界，使事物具有非此即彼的严格同一性。在《易经》中，我们找到了一套宇宙论假设词汇，和古希腊的实体本体论差异鲜明。这种宇宙论假设通过将儒家经典置于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中，为其提供了一个解释语境。为了与关于“on”或“being”的基础假设形成有意义的对比，我们可以借用希腊的“zoe(生命)”观念，创造一个新词“zoe-tology”,意为一种“生的艺术”。这种宇宙论始于自我生生，它本身就是变化背后的动力，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无限“生成”的世界：不是现成的“事物(things)...     

当今人类危机与儒家救治之道

当今人类显然正处在社会生态、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全面危机的境况之中。导致三态全面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西方启蒙理念及其引发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由于理性、人权、独立、自由、平等、民主、科学、进步等启蒙理念被作为绝对价值而波及全球并牢笼人心。启蒙理念极度偏颇的扩张和畸变造成表现为社群疏离、自然破毁、精神堕落的人类危机。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以仁本论为核心的宇宙论、社会政治论和心性修养论,对于救治人类危机具有非常重要非常有效的现实作用。     

汉宋经权观比较析论——兼谈朱陈之辩

儒家之经权观念起源甚早,先秦儒家主要是在道德意义上讲经权."经""权"二字并用出自<春秋公羊传>,其中"权反乎经"的观念影响深远,但后代儒者对此观念削头去尾,由此就形成了"权反乎经"的双重面貌.宋代理学家扬弃了以前的经权观,以朱熹为集大成者,形成了将经、权统一于道之下的经权观,而所涉及的领域也从道德扩展到了对政治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