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的心理和脑机制

正念是源于东方禅修的一种有意识、非评判的对当前状态进行注意的方法, 也是一种意识状态或心理过程。其早期研究侧重于各种身心疾病的治疗和康复等临床功效, 近年来其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各种作用机制。在心理机制上, 正念与感知觉敏感性的变化, 注意、记忆和情绪的改善有关。在脑机制上, 它不仅与额区θ波和枕区γ波以及事件相关电位P300成分的变化有关还与前额叶、扣带回、脑岛等脑区功能激活和结构改变有关。最后, 文章指出了目前正念研究在内容和方法学上的不足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语言加工性别差异的神经机制

神经成像技术为语言加工的性别差异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证据。研究者们从语言加工的词汇、句子、篇章理解和语言学习、再认和记忆等层面进行了大量的男女性脑功能差异研究。同时, 语言加工的性别差异也从脑结构–生理基础差异方面进行了探讨, 主要包括了灰质分布差异、胼胝体大小差异和荷尔蒙的影响。然而, 语言加工是否有性别差异还存在争议, 不同的研究者从加工时间要求、陈述性记忆差异和方法学考虑等方面对分歧做出了解释。     

汉语名-动兼类效应的神经机制研究

文章运用ERP技术,考察了汉语名-动兼类词在语法语境下的脑神经机制。实验结果显示,名-动兼类词与非兼类的名词和动词所诱发的P600成分没有显著差异,只有在动词语境下,名-动兼类词才在额区和中央区诱发出一个更小的N400成分;与动词语境中的名-动兼类词相比,名词语境中的名-动兼类词诱发出更大的P600成分,这与非兼类名词、动词相互分离的神经机制相同。根据实验结果认为,与相应的非兼类名词和动词相比,从语法角度划分的汉语名-动兼类词没有特异的脑神经机制。     

冲突适应独立于意识：来自行为和ERP的证据

尽管已有研究发现诸如抑制控制和任务转换等认知控制功能独立于意识, 但是对冲突适应是否需要意识的参与目前还存在激烈的争论。为了进一步探讨此问题, 本研究记录了18名被试在完成箭头偏对比掩蔽任务(meta-contrast masking task)时的行为和脑电数据。结果显示, 在有意识和无意识条件下在反应时和额中N2和中顶P3波幅上均表现出了显著的冲突适应效应。这不仅表明冲突控制独立于意识, 而且也表明先前无意识经验对人类信息加工系统的适应性调节作用。本研究对认识认知控制和意识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也为建构认知控制与意识关系的理论提供了启示。     

中国组织情境下公仆型领导有效性的追踪研究

公仆型领导以服务员工为导向, 在本质上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种以组织利益为先的领导方式。然而, 国内该主题的研究还很不系统。本研究首先在中国组织情境下, 采用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探讨公仆型领导的结构维度, 建构公仆型领导的测量量表; 然后以团队及其成员为研究对象, 采用追踪研究设计, 收集“管理者-员工”配对数据,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多元回归分析以及多层线性模型技术进行统计分析, 从而探讨公仆型领导的有效性。具体包括三个研究：(1)公仆型领导的结构与测量研究; (2)公仆型领导有效性的追踪研究—— 基于领导行为比较的视角(是否有效); (3)公仆型领导有效性的追踪研究—— 基于作用机制的视角(如何有效)。研究结果有助于澄清公仆型领导的内涵与维度结构, 识别和测量公仆型领导行为, 证实公仆型领导的有效性, 比较公仆型领导与家长式领导、变革型领导的影响效果, 揭开公仆型领导对个体绩效和团队绩效的作用机制。     

跨期决策的神经机制：基于体素形态学和弥散张量成像研究的证据

目前神经经济学的首要目标是探讨人们经济决策背后的认知机制和神经基础。随着脑成像技术的发展, 人们对于脑结构和功能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跨期决策作为经济决策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对其理解可以丰富决策的理论内容。首先, 梳理了关于跨期决策神经机制研究, 阐述了跨期决策的四种理论, 分别为单一评价理论(single-valuation theory)、双评价理论(dual-valuation theory)、自我控制理论(self-control theory)和自我参照加工理论(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theory), 以及脑损伤研究证据。其次, 分别整理了基于体素形态学和弥散张量成像技术在跨期决策领域中的应用, 并揭示前额叶灰质和白质体积以及背外侧前额叶-纹状体神经纤维连接对于决策冲动性的影响。最后, 未来研究需要注意其在研究方法、认知过程、决策冲动性评估模型上的创新与突破。     

负性偏向的神经机制

负性偏向是指负性信息比其他信息得到优先的注意和加工。在负性偏向中注意偏向既是一种自动化的过程也是一种受控制的过程, 杏仁核和眶额皮层在这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杏仁核调节早期的自动化注意偏向而眶额皮层则控制着自上而下的注意偏向; 负性记忆偏向不仅表现在负性信息得到更深的编码, 还表现在负性信息的再认标准降低。未来应开展负性偏向的皮层?皮层连接、基因、负性偏向的拓展以及负性偏向的干预研究。     

人际沟通中的语言偏向及影响因素

语言偏向是指因交流目标所属社会范畴不同而造成的语言使用差异。目前对语言偏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群际偏向(LIB)、语言期望偏向(LEB)以及否定偏向(NB)。对语言偏向的理论解释主要包括动机机制和认知机制。语言偏向受到沟通者的认知与刻板印象、情绪、人格特质、群体认同、沟通目标、沟通情境等因素的影响。拓展语言偏向的心理机制、类型与应用研究、创新研究方法以及开展汉语本土化研究是语言偏向研究的未来方向。     

关系补救：类型、潜在机制与作用模型

关系补救是当一种侵犯行为导致关系中的正面状态消失、负面状态出现时, 由一方、双方或第三方做出并使关系恢复到积极状态的一系列行为集合。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垂直关系补救与个体-组织关系补救方面。垂直关系补救分为挑战、提供、接受、感激四个阶段, 应根据关系违背类型和文化类型权变性地选择补救策略。个体-组织关系补救的潜在机制为信任展示机制和不信任的约束机制, 应根据一致性原则, 进行系统性与动态性的关系补救。未来的研究可以基于嵌入视角提炼工具变量, 并进行跨层次多要素协同整合分析, 推进本土化的实证研究。     

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多层次形成机制

组织公民行为一直被视为员工“心甘情愿”而为之, 然而随着被加班、被捐款等“被”现象的不断出现,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即被迫无奈的组织公民行为)在组织中同样普遍存在, 而且会导致劳资关系紧张, 威胁企业内部和谐等, 但相关研究较为匮乏。本研究以员工的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为研究对象, 聚焦于对其形成机制的研究。具体地, 使用特质激活、强制说服和自我决定等理论, 分别从指向员工个体、领导和组织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揭示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形成机制, 建立员工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多层次形成机制的概念模型。研究结果实践上有利于本土企业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并实施更加人性化的管理, 理论上有望为组织公民行为领域贡献新的知识,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组织公民行为理论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