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变迁与文化聚合——关于梅山教的调查与研究

20世纪30年代,在瑶族传抄文献中发现"梅山教"的存在,由此展开了梅山教的研究。湘中雪峰山脉,古梅山地,是苗瑶祖居地之一,梅山教的发源地。魏晋以来,这里生活着荆蛮部落,巫信仰盛行。唐宋之际,梅山猎人张五郎到龙虎山学习道法,开创"梅山教"。宋熙宁间,朝廷开发梅山,汉族大批移居梅山,梅山蛮主体逐渐迁离梅山,梅山教随之流播各地。在梅山地区,梅山教奉地方神祇张五郎为教主,到了广东瑶区,奉应三郎、黄三郎、李三郎为"三元法主",进入广西十万大山以后,奉道教神"三元将军"为祖师神。梅山教在族群迁徙过程中,逐渐在南方山地民族地区发展成为民间道教的一个流派。而另一方面,在汉人佛、道、民间宗教的影响下,梅山地区的宗教信仰在数百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梅山师公教已经迥异于"梅山教",而是以汉族宗教信仰为主,留存了"梅山教"部分成分的民间宗教。     

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

中国哲学“体用”观念的树立，起始于六世纪初的南朝佛教撰述。梁武帝、沈绩与宝亮等佛教思想家在形神论语境中缔造了这一哲学范畴。而在北朝佛教地论学派的撰述中，体用观念整体上带有明显的修道论色彩。梁武帝与沈绩以“体”为中心，以“用”为附庸，体用之间无所谓平等。但是，在地论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法上所撰《十地论义疏》中，体用与本末一样，指向不同的修道位次，体用平等关系由此浮现。法上更在缘起论语境中开出体用说的存在论意义。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为体用成为中国哲学的关键性范畴奠定了坚实基础。     

稷下学宫与黄老之学述论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稷下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文化的交流融合与齐国适宜的社会环境促成了黄老学派在稷下的诞生，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稷下学宫的《黄老帛书》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作品。     

2013届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论文题目及导师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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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后我的努力方向

道教全真派在北京白云观开期放戒,在中国道协的协助下,在各名山宫观的大力资助下,在傅元天副会长的主持下,二十天的戒期转眼就结束了。回想起来,真是妙不可言。尤其是每天新戒子身着黄戒服,提规捧筒,虔诚地朝拜祖师,内心无限喜悦。其次是斋堂用斋,每天二餐都是桌上请斋。白云观安排的服务人员,不但饭菜做的好,而且态度和蔼可敬,做为新戒子中的一员坤道,发自内心感激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这次传戒,举行了各项丰富多彩的礼仪活动,如:迎请开堂五师礼,迎请征盟。     

朱子《易》学诠释思想的形成与特点

《易》为群经之首。在儒家经典中,朱子对《易》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易》的诠释在他对整个儒家经典的诠释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朱子主张探求《易》之经文本意,并通过经之大义进而理解     

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与中国西藏及藏传佛教的接触

从19世纪末开始,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活动的深入,日本当局将其侵略、渗透的魔掌伸向我国西藏地区.其中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也参与其中,以到西藏"探险"、"求经"以及建立佛教联系等为名,从事了一系列渗透我国西藏的活动,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体制服务,发挥了配合与协助侵略的作用.     

哲学是我们的原意识

完美的哲学文本是无字的(бессловестный),而完美的语言是无声的,文本的“无字”和语言的“无声”创造了一个使“复古(архе)”与先锋(авангард)连接起来的考察问题的范围.存在,不是在场,不是和时间或者地点有关的东西,而是在流逝的状态中存在着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拥有感性的语言才算足够,而对于真理来说,只要有思维的语言就足够了,但是,思维的语言并不适用于生活,在真理缺位的时候,这种语言会形成一个自我封闭的、虚假的文化空间.虚假化和时间性的、假设性的东西具有根本的同一性,而可以对抗时间性的东西只有前语言(дословное).     

惠州元妙古观今昔

元妙古观位于风景秀丽的惠州西湖北岸,是惠州市历史悠久的道教全真龙门派道观,又是西湖风景区的主要旅游胜地之一。据明代御史周岐后所著《修玄妙观记》:元妙观始建于唐代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初名朝元观,后改名开元观,后渐毁坏。到宋代咸平初年复修,祥符9年(1016)勅赐名为天庆观。明嘉靖年间又赐名为元妙观,直至现在。元妙观自唐代兴建以来,屡历兴衰,在历史上,元代晚期是元妙观比较兴旺时期。据记载,至治二年(1322)道士吴嗣德、张景行募得巨款,历时十二年,扩建成有正殿,两廊、钟鼓楼、库房等多幢建筑,还置有田亩、鱼塘、     

北京白云观律坛传戒功德圆满

道教全真派用传戒制教育道众的传统,源远流长。自邱祖长春订立传戒仪范,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北京白云观已有六十多年没有传戒了,就全国来说,自1947年四川成都二仙庵举行过后,至今也已四十多年了。全真传戒,仪式隆重,威仪庄严,时间一般为一百天,即所谓“百日圆满三坛大戒”。在旧社会,某个丛林要“开期放戒”,没有充足的实物积蓄和功德主的资助是很难举行的。解放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由于道教界积极投入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传戒中缀,1967年“文化大革命”暴发,十年浩劫,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破坏,自然无法举办传戒盛典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大力拨乱反正,宗教政策得以正确贯彻落实,平反了幸存下来的一些老道长的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