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内领导越轨行为研究：概念、诱因与结果

领导越轨行为是指领导者在工作场所中故意违反重要的组织规范的行为。通过整合分析组织内越轨行为和领导行为两个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 领导越轨行为的诱因大致包括个体因素(个性特征、个体知觉和人口学变量)和情境因素(组织文化、工作特征和人际影响)两类, 并且主要通过社会比较、社会心理和社会交换三条路径进一步影响下属的工作绩效。未来研究应从行为客体(组织-人际)和行为动机(利己-利他)两个角度对领导越轨行为的内涵进行纵深拓展, 并进一步考察不同诱因的交互影响以及领导越轨行为的作用机制。     

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1084名高一至大四的学生,探讨了自尊、主观幸福感、自我怀疑及抑郁的关系。结果发现：自尊在自我怀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中介作用的实现受到抑郁的调节,即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老年抑郁个体注意偏向的发生阶段

本研究以老年抑郁量表、自评抑郁量表和汉密顿抑郁量表为工具筛选出老年抑郁个体和老年正常对照组为研究对象,通过空间线索化范式,以及分离的情绪Stroop范式考察了刺激呈现时间、线索呈现条件对老年抑郁个体注意偏向的影响,并探讨了老年抑郁个体注意偏向的发生阶段。研究结果表明：（1）在空间线索任务中,当刺激呈现时间为250ms或500ms时,老年抑郁组与老年正常组的返回抑制效应在各种情绪刺激下均无显著差异（P>0.05）,即老年抑郁个体没有呈现出对任何情绪刺激类型的注意偏向现象;当刺激呈现时间为750ms或1000ms时,老年抑郁组的返回抑制效应在不同情绪刺激条件下差异显著,F(2, 66)=3.22,P=0.046,而老年正常组则不存在返回抑制效应在情绪刺激类型上的差异（P>0.05）,提示老年抑郁组对不同情绪类型的刺激注意返回抑制能力不同;进一步检验得知：返回抑制效应在悲伤条件下,存在组间差异,分别是F(1, 33)=10.03,P=0.003;F(1, 33)=18.21,P=0.000,即老年抑郁组的返回抑制效应弱于老年正常组。（2）在Stroop实验中,老年抑郁组在单中性、双中性与单悲伤面孔、中性悲伤面孔、双悲伤面孔线索类型下的反应时差异显著;且当线索类型为单悲伤面孔、中性悲伤面孔、双悲伤面孔时,老年抑郁组与老年正常组的反应时差异均显著,即老年抑郁组的反应时明显长于老年正常组,F(1, 41) = 5.37,P=0.026;F(1, 41) = 7.08,P=0.011;F(1, 41) = 7.28,P=0.010;而当线索类型为单中性和双中性面孔时,老年抑郁组与老年正常组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P>0.05）;提示抑郁组可能在自动化注意选择分配期存在注意偏向。研究认为,老年抑郁个体的注意偏向可能发生在注意初始分配阶段和解释阶段,且受加工深度的影响。在刺激呈现时间较长的条件下,注意偏向的效应更明显。     

疫情后期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变迁趋势及其潜在因果：一项追踪研究

在新冠疫情初期,青少年抑郁、焦虑问题急剧恶化,而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发展状况尚不清晰。结合我国疫情发展趋势,本研究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心理韧性量表、亲社会倾向量表收集了疫情后期我国1170名中学生三次数据(T1=2021年5月; T2=2021年11月; T3=2022年5月),并借助潜在增长曲线模型对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轨迹、性别差异及其潜在因果进行探讨。结果表明,疫情后期青少年的抑郁、焦虑水平逐渐下降,且男生和女生的变化轨迹无显著差异;心理韧性对抑郁、焦虑的初始水平及其变化轨迹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即T1的心理韧性水平越高,T1的抑郁与焦虑水平越低,此后抑郁和焦虑的下降速度也越快。此外,青少年抑郁的初始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均能够负向预测T3的亲社会倾向,即T1抑郁水平越高, T3亲社会倾向越低;抑郁下降速度越快,T3亲社会倾向越高。总之,在疫情后期,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变化呈向好趋势,这一发现可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供经验证据。     

个体道德的发生与公民道德建设

个体道德的发生 ,是通过道德内化来实现的。道德内化的过程是社会和个体互动的过程。因此 ,在公民道德建设中 ,我们应当把外部道德控制和内部道德控制、道德灌输机制与道德接受机制、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     

大学生社会比较与抑郁：人际自立影响的性别差异

社会比较是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通过对701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研究分析了大学生社会比较、抑郁、人际自立以及性别间的影响关系,结果发现：大学生抑郁与能力比较显著正相关,与人际自立显著负相关。多重调节模型分析表明,人际自立显著调节能力比较与抑郁关系,且有性别差异。低人际自立男大学生,能力比较显著影响其抑郁程度。建议重点关注低人际自立男大学生,及时化解其由于社会比较产生的负性情绪,避免陷入抑郁“泥潭”。     

大学生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基于当前抑郁的实证和理论研究现状,对大学生抑郁的形成过程进行探究。采用大学生生活事件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自尊量表、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大五人格神经质分量表,以882名大学生为被试展开调查。结果发现：（1）大学生生活事件、自尊、抑郁、神经质、归因方式等两两显著相关;（2）大学生抑郁的形成过程是多路径的,多层次的,既有生活事件对抑郁的直接作用,又有生活事件对抑郁的间接作用;既有归因方式的简单中间作用,又有归因方式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并且神经质在自尊到抑郁的路径中起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大学生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对此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可以减少抑郁的发生。     

多水平导师指导行为对员工结果的影响机制

作为一种促进员工社会化和职业发展的工具, 导师制已在各类企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 近些年员工工作需求以及组织工作方式的变化分别对导师指导行为的作用结果和指导内容产生了冲击。一方面, 传统导师指导行为作用的研究大多限于员工职业结果; 另一方面, 传统导师制的研究仍停留在一对一的指导, 忽略了针对徒弟群体的指导。为此, 将在现实观察和理论回顾的基础上, 首先提出多水平导师指导行为的概念, 包括为徒弟群提供“一致性”指导的“群体水平指导行为”与为单个徒弟提供“差异化”指导的“个体水平指导行为”; 然后, 检验自我效能与群体认同在多水平导师指导行为对徒弟个体和徒弟群体的工作绩效与非职业结果影响的中介机制, 以及不同水平导师指导行为对徒弟(群)结果的跨层交互效应。以期填补过去导师制在作用结果(仅仅关注职业结果)和指导内容(忽略群体水平)研究上的不足, 并为企业有效实施导师制提供启示与帮助。     

工作投入的短期波动

随着研究取向从静态到动态、从个体间到个体内部的转变, 工作投入的短期波动开始成为研究主流。针对国内尚未涉及工作投入波动研究的现状, 将引入状态性工作投入的概念, 并分析其波动的理论和构成来源。介绍了状态性工作投入的测量工具、日记研究和经验取样方法, 以及重复测量的多层线性模型。在分析现有工作投入波动理论、相关变量和边界条件的基础上, 构建了工作投入的研究框架, 总结了工作投入波动的形式。     

家庭经济压力与青少年抑郁:歧视知觉和亲子依恋的作用

对703名初中生(平均年龄14.30岁)进行问卷调查, 探讨了青少年歧视知觉、亲子依恋在家庭经济压力与青少年抑郁关系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在控制了性别、年级后, 家庭经济压力对青少年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在家庭经济压力对抑郁的正向预测关系中, 歧视知觉起中介作用;(3)家庭经济压力通过歧视知觉对抑郁的中介作用受到亲子依恋的调节, 相对于亲子依恋水平较高的青少年, 中介效应仅在亲子依恋水平较低的青少年中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