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之善不与恶对——以张九成为中心讨论宋代性善论涵盖的两个问题

宋代道学以天理作为性善论的形而上学基础,这暗含了两个困难:一、与传统儒家经典之间的矛盾;二、性之本体至善无恶,那么恶的来源何在。道学中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必须面对这两个困难,并给出解答。本文以张九成"性善之善不与恶对"的思想为例,通过张九成与二程、张载、杨时、朱熹、胡宏等思想家的比较,展现性善论在宋代发展完善的思想脉络,并厘清道学对以上两个困难的解决途径。特别是通过讨论恶的来源问题以及善恶究竟是实质义还是形式义,来分析二程、张九成、朱子与胡宏之间对性善的不同理解。     

论刘蕺山的无善无恶思想

在宋明儒学中 ,“无善无恶”之说有两义 :一是对本体“至善”之遮诠 ,一是指境界上的“虚而无执”。以此两义来衡量蕺山的思想 ,可发现蕺山具有丰富的“无善无恶”思想。虽然他有不少言论是批评此说的 ,但均未能切中“无善无恶”说的本义 ,而是在王学末流之弊的当下刺激下有为而发的 ,非称理而谈。因而 ,也就不能据此否认其有无善无恶思想     

善恶问题的论域

人们对善恶问题的理解 ,由于视角、文化以及语言的不同 ,形成了诸多不同的解释。本文通过对善恶概念的界定和梳理 ,指出善恶问题是道德生活的主题。文章明确阐明了善恶问题在道德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指出应该特别关注人类的道德实践 ,并对善恶问题作出合理的解答。     

贝施特和智顗论"恶"的宗教价值--兼谈宗教中的"善恶"观念

谈"善"论"恶"是宗教中的永恒话题,但宗教中的"善恶"并非仅仅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善恶,而是包括宗教修持意义上的"善恶".一般而言,"善"是有助于宗教修持的,但是贝施特和智顗却分别站在犹太教和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立场揭示了"恶"对于宗教修持的积极作用,阐明了"恶"的宗教价值,尽管他们所说的"恶"的内涵不同.其中贝施特主张"恶"中分有"善"的神性,通过"恶"可以回归上帝;智顗主张"恶"中本具"善"的"实相",通过观"恶"的"烦恼心"可以达到解脱.可以说,在"恶"的宗教价值这个问题上,贝施特和智顗进行了一次跨宗教的对话.     

“宗”“教”之别与扬净抑禅:印光净土思想的两块基石

印光认为不宜"宗"与"教"混淆,"宗"是佛教的根本旨趣,"教"则是适应不同的教化对象而说的教法,上根者宜"宗",中下根者宜"教"。"宗"分律、教、禅、密、净五宗。禅净是最易令众生了生脱死的两大要门,禅净有别,净为律、教、禅、密之归宿。印光通过重释禅净四料简,扬净抑禅,强调专修净土法门是末法时代佛教信众的最优选择。     

许孚远哲学思想初探

许孚远是明代哲学家.其学说"以克己为要",突出了工夫的重要性.在心、性关系上,许孚远虽未一概反对"心即性"说,但他更倾向于将心、性确立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或者说,心与性不离不杂.在人性善恶问题上,他对王门"无善无恶"之说较为不满,故作<九谛>以批驳大力宣讲此说的王门后学周汝登.本文认为,从师承关系上来看,许孚远可称为湛门后学(湛若水二传弟子);从其哲学思想的大端来看,我们也可以将许孚远定位为一个王学修正者,他的"克己"说、心性之辨及其与周汝登关于"无善无恶"问题的辩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弊病的修正.     

论道德冷漠

道德冷漠作为一种善的缺乏,体现为道德敏感的缺乏、道德判断的搁置和道德实践上的不作为。道德冷漠是一种"平庸的恶",其出现主要是因为个体的道德抑制机制受损,因而缺乏与恶作斗争的自觉意识。道德冷漠本质上是一个如何看待他者的问题。     

从儿童道德发展初探人性本源的论题

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一直有争议,本文从行为实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结果发现:3岁以前的儿童表现出人之初性本善的特征,对他人比较宽厚;3岁到4岁之间随着心理理论的增长,表现出道德水平下降,心理理论和道德水平两者之间出现交互作用。5岁以后的儿童由于心理理论的逐步完善,显现出越来越明确的“镜子行为”,即: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谁对我不好,我就对谁不好;原有的善性被外界恶性刺激掩蔽。     

无思的普遍性与个体的选择及其责任——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无思性谈起

平庸之恶是阿伦特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提出的现代恶的一种新形态。阿伦特将平庸之恶的出现归因于社会大众普遍陷入无思状态而造成的集体道德崩溃与沦丧。然而,从伦理行为的思与行的辩证关系看,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分析虽然直击要害,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她主要是从“知”或“思”的层面来分析纳粹之恶,而没有从伦理之“行”的维度进行分析。针对以艾希曼为代表的纳粹之恶,仅仅从无思的层面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无思的道德反思难以解释纳粹德国的制度之恶以及恶之代理人(艾希曼)的伦理责任,也不能探索与剖析奥斯维辛事件的真正面目,这也是阿伦特在提出平庸之恶后招致众多批评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虽然触及了纳粹制度之恶的无思的普遍性维度,但却极易遮盖道德个体行为的责任与行动,从而将道德之恶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和平面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对纳粹之恶的伦理反思更接近康德主义的普遍性之思,而远离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主体的责任与行动。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家赫勒和鲍曼将平庸之恶追溯至个体的道德行为及其责任的哲学反思则弥补了阿伦特无思的平庸之恶的思维缺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推进当代伦理学有关恶的哲学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