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史研究热点及发展态势——近五年中国医学史论文的可视化分析

为了解近五年中国医学史研究热点和发展态势,利用可视化软件对近五年中国医学史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医学史学科为医学与史学跨学科专业,医学界与史学界间虽有融通交流,但研究界限仍较为分明。研究者应打破人为划分的学科分界线,将其他学科的理论融入医学史研究。高校应鼓励不同学科交互深造,创建研究集群以及培养体系,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在研究方向中,传统医学史与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碰撞和融合在未来将会是十分重要的发展趋势,借鉴瘟疫史研究的思路,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探究其他疾病和现今尖锐的医疗问题或可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之一。

     

网络时代知识生产方式的嬗变及其利弊刍议

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人类的知识生产方式发生了由传统知识生产到网络知识生产的嬗变。相比于传统的知识生产,网络知识生产引发了知识生产方式的全新变革:知识生产的工具和媒介由传统的人工固态物变换为计算机和虚拟网络;知识生产的主体由传统的知识精英下移至网民大众;知识生产机理由相对封闭趋向开放;知识生产主体由"虚拟在场"代替"物理在场"。这些变革既给人类的知识生产和创造带来了极大便利,也不可避免地附带相应不足。对这一变革及其利弊进行的探讨和辨析,对人类的知识生产具有诸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孔子遗说”的记纂与儒家杂记类文献的文体功能

关于儒学传承,主要有说经之儒和著述之儒之分,这两者形成了我们传统的经学研究范围。这种认识,忽略了一类以序次为主,对早期儒家学术进行整理传承的记纂之儒。记纂之儒不对经典本身进行传注阐发,也谈不上在著述上有新义创作,而是通过整理、序次儒家文献以发挥知识传承的稳定性,继而成为一个时代共有的修养。这就涉及到儒学传承体系中的杂记类文献。杂记文献的功能在于,它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具备文化构建力,与当时各种文体和文献的生成有密切的关系。     

脑——思维

知识是芝麻，智慧是宇宙。知识一旦产生，她就是有限的；智慧一旦存在，她就是无穷的。所以说，知识是有价值的，智慧是无价值的，她的价值大得不可计量。     

西方反科学思潮的中世纪思想根源

西方反科学思潮是人类文明史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它与科学相伴而生,又尖锐对立。西方反科学思潮在哲学层面激化了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在文化层面,加剧了科学与宗教、人文的分裂。然而,要化解冲突,消除裂痕,圆融分歧,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便是返回中世纪,寻迹西方反科学     

简论上师善知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二)

二、萨迦派关于上师善知识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本文根据萨迦派学者阿罗仁波切的著作《萨迦加行教言解脱道之明灯论》[1]中的关于依止上师善知识的论述,分析萨迦派有关上师善知识的思想。在《萨迦加行教言解脱道之明灯论》(以下简写《明灯论》)一书中,萨迦派把依止上师善知识之规则分四个部分:     

演绎推理的形式和内容启动加工

聚焦推理加工初期,研究通过指导语操控主观加工倾向,考察不同指导语条件下内容可信度和形式有效性对演绎推理结果的影响,检验内容和形式两类加工过程的启动加工动态变化性。结果表明,指导语条件显著影响推理初期加工。在无提示指导语和形式判定指导语条件下,推理结果受到了形式有效性和内容可信度的影响;内容判定指导语下只受到了内容可信度的影响。证明主观加工倾向影响了内容和形式的启动加工关系,支持了动态变化性的假设。     

哲学知识、想象变更与探究困境——论胡塞尔本质变更机制的可靠性

本质知识是关于与事物的同一性相关的内在必然特性或结构的哲学知识。胡塞尔设计想象变更方法来生成本质知识。该机制依据初始事例,生成目标对象类型的想象事例,从中提取该类型可能对象的相似特性,最终认定或洞见其普遍的本质结构。然而,该机制面临探究困境：如果本质知识已经或者需要介入想象变更方法,那么该方法是不必要的,因为该对象本质已被知道;而如果本质知识没有或不能介入想象变更,那么该方法不能运行。对该方法的理性主义解读寄希望于对本质的“潜在知识”来化解悖论,然而最终不能逃避循环。但胡塞尔的想象变更方法,实则无需潜在或显明的本质知识参与,根据想象变更自身的特性,就能顺利运行,并产生实质性的本质知识。该机制虽然可错,但也可靠。     

生命伦理学的知识场域与现象学问题

生命伦理学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研究者还要做许多重要的工作。目前,生命伦理学研究中首要的是对相关知识、基本概念、语词的统一,诸如对生命、医学、疾病、死亡等确立生命伦理语境下的认知,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应该挖掘所有人类的理性遗产和文化资源,建立和构建生命伦理学理论框架和体系,从而解决对具体生命伦理问题和现象评价的困难。生命伦理学存在一个多维的知识场域,揭示、解释和勾绘这个场域,对生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种异端的导读

作者将《纯粹理性批判》视为康德哲学的“哲学全书”,认为它不仅是对“我能够知道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也是对理性关切的另外两个问题,即“我应该做什么?”与“我可以希望什么?”问题的回答;同时,康德对于“知识”与“希望”的探讨最终都是为道德服务的。康德通过先天综合不但解决了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一举解决了道德及其基础———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使哲学不但具有了超越时代与文化的自明的有效性,而且也展示出其道德———实践的优先性,这使得《纯粹理性批判》成为了自然科学时代具有“世界公民”性质的实践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