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职职分与中国教会浅议

<正>中国教会正在成长中,各样的教会传统随着开明的宗教政策和宽松的社会环境也逐步重新出现在各处教会崇拜和管理之中。可以说,尊重传统作为一种人类经验和实践固有的原则,普遍地存在于社会、文化、精神和经济等各个领域,因此,基督教自然也不例外。传统与创新,也由此而一再成为人们需要思考的范畴,进而为解决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提供指导建议。中国教会目前正处于需要理论思考的时刻,需要有效地总结过去     

中国基督徒参加辛亥革命的文化解读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体制,在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斗争中,有一批爱国的中国基督徒参与其中。他们为什么投入这场革命运动？革命与信仰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从政治合法性看执政党伦理

自上世纪 70年代始 ,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便逐渐凸显并最终主导了西方哲学论坛。然而在我国 ,这一哲学和伦理学的理论转向似乎刚刚发生 ,学界对此一理论转向的学术意识也才刚刚显露 ,可我们面对的是 ,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不断涌现 ,异常复杂 ,难以把握。在此情形下 ,采取学术群体性的民主商谈方式来探究这一理论转向所产生的基础性课题 ,恐怕比学术个体的专题研究更为慎重 ,也更为急迫。2 0 0 4年夏 ,教育部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海南召开年会。期间与《伦理学研究》杂志主编、著名伦理学家唐凯麟先生重逢 ,承蒙先生厚爱如昨 ,托我组织一期学术专栏 ,命之为“政治伦理笔谈”。盛情之下 ,却之不恭。于是诚恳邀请到怀宏、剑涛、建华三位学兄襄助 ,切磋数月 ,始成如下四篇。现惶然贡献于学界 ,祈求抛顽石以引玉璞 ,或求其友声 ,或聆听批评 ,以此促进我国政治伦理的前沿研究。如此或可既不负凯麟先生雅扶后学之美意 ,又可尽我等伦理学者之天职。是以记之 !(万俊人 )     

信任是改善医患关系的关键

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频繁,同时又是新闻媒体追逐的热点,追究其原因是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如果医患之间成为相互信任的朋友,医患之间多一些相互理解,医生掌握精湛的医术,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做一个充满阳光的常常带给患者乐观情绪、鼓励话语、轻松气氛的医生,加上医疗体制的改革,应该可以有效改善紧张的医患关系。     

甘肃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体制机制保障实践问题分析与对策

20世纪80-90年代,甘肃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始终处于自发开展与研究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部分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开始通过教学研究课题立项形式支持指导部分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第一批实验,20世纪90年代后期,地市第二批实验学校设立,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提供了实践经验。新世纪以来,为了贯彻教育部指导纲要,甘肃省挂靠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专业委员会,随之各地州市、县市区成立相应机构,各类各级学校以政治教育处、德育处、共青团、教育科学研究室为依托,积极开展教育工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运行机制。但鉴于师资和经费保障问题,这项工作需要进一步规范,通过建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考核评价体系,调控师资准入和经费保障,是促进心理健康教育成效的必然对策。     

中国政府过程的体制症结探析:以政策过程为中心

政治是政治主体通过可影响其他政治主体的行为来将自己所代表的政治基体的利益上升为政策内容的活动,而把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内容予以执行的活动就是相对独立于政治的行政.所谓政治行政化,是指政治组织及其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而且政治同时承担着行政功能的状态.所谓行政政治化,是指行政组织及其运行严重丧失自己固有特征的状态,也是行政明显淡化作为其本质特征的合理性和客观性,而且过分热衷于政治理想或权力斗争,或者被政治所左右的状态.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在政策过程的基本阶段、主要参与者的基本关系、官僚制、政策执行体制或结构安排、政策行为的责任,以及政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合理性和专业化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实际上也是说明当代中国政府行为及其实际过程并在思考中国未来发展战略路径方面不可或缺的基本视角.     

论农村公共物品的民间提供

在我国农村,农民对公共物品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大多是由政府承担,特别是乡镇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在总体上并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农民不需要的公共物品却供给过剩.这种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单一的政府供给体制不能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应当探寻其他方式解决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由此,笔者提出农村公共物品的民间提供,分析其可行的模式,并就如何激励农村公共物品的民间提供提出几点建议.     

有效制衡与良性互动——宪政体制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权同检察权的关系

人民监督员制度体现出对检察权力有效制衡的宪政理念.通过合理界定监督权的性质和范围,有助于解决监督权同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之间的冲突,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健全完善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对实现监督权同检察权的良性互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比较经济伦理学视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尽管具有全球性的一般涵义,但它在不同国家的经济伦理学之中,仍然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美国的经济伦理学之中,"企业社会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而德国经济伦理学则在制度伦理的框架内讨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这种不同地位的形成,固然与不同的学术传统相关,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制度差别在学科上的反映.因此,中国经济伦理学对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更应该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形成自己的重点和特点:鉴于当代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的出现,固然与企业制度不完善、企业家个人素质低下有关,但更与整个经济生活的不完善和不成熟的体制背景相关.因此,为合理地理解和处理当今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学术界应该采取制度伦理学为主、企业伦理学为辅的战略和策略.     

权利的救济权能与公权

作为权利的三大基本权能之一,救济权能是保障和手段性权能,具体又包括获得侵权者救济权能和获得公力救助权能.获得公力救助权能所要求的公力救助性义务,在地位、性质、内容和主体方面都具有特定性,应独立类型化.这种义务的充分确认和配置,取决于从充分保障权利的目的出发,遵循权利的基本权能充分化和完整化等法治基本原则,建立合理分工与制约的民主宪政式的权力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