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景建构、制度内生与自主治理: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创新路径

本文以云南省L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案例为基础,以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中的制度内生模糊性困境为切入点,通过逐层分析,建构起一条"情景建构——制度内生——自主治理"的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干预路径,为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公益组织秉持内生式发展理念,在制度起源阶段,通过多种项目工具搭建行动舞台,以村民为主体进行情景建构;同时,将内生式发展理念带入情景,并采用形式各异的制度内生策略,能够为自主治理的形成提供重要的起点,也为公共资源和公共事务的有序治理创造条件。     

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商业组织与国际法

日益加深的全球化催生了"全球治理"议题,其理论和实践已显现出包括商业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性和国家利益唯一性的主张受到挑战。全球治理关注国际社会利益,而商业组织对国际社会利益的推动和实现具有重要影响。事实表明,其利益与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密切相关;通过与国家的互动,商业组织成为国际规则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为此,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应建立商业组织与国际法良性互动的机制,在充分发挥商业组织对国际法推动作用的同时,完善其社会责任的国际法规制。     

“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系列之三 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 奋力打造宗教治理现代化“重要窗口”

"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浙江当前和长远改革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赋予的新使命,确立的新定位,指明的新航标。这一光荣使命包含了中央给予浙江沉甸甸的责任。宗教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有着重要地位。国家层面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和浙江省"重要窗口"建设的交汇点、聚合点之一,就是宗教工作。加强和改进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宗教治理现代化,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我们责无旁贷。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思考:心理干预的“危”与“机”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公共卫生体系、临床医疗体系的一次重大挑战,也是对这些体系多年来建设成效的一次考验。站在本专业角度来看,当然也是对我国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与发展的一次检验。     

论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中西价值冲突及其消解

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是全球问题的出现,全球治理已成为必然.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治理时代,也就进入了一个多价值观共存的时期,作为主流价值的我国政府价值观将与西方国家主流价值观、西方非政府组织的价值观及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市场主体的价值观长期共存.然而中西方的价值观毕竟有着很大的区别,价值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因此,我国政府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需要采取兼收并蓄的策略,求同存异,在顾全大局中求共同发展,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公共问题.确立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全球共同价值观、实现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中西价值观互动,是消解全球治理价值冲突的两个重要手段.     

制革业重金属污染及治理措施研究

制革业现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目前制革行业的污水处理设施的标准模糊，以至于制革废水处理的达标率很低，制革废水制革的重金属污染问题也随之而来。因而规范制革废水处理程序、统一行业排放标准变得尤为重要。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论道德治理的目标

道德治理的目标,既是道德治理理论亟须探讨的首要和中心问题之一,也是现实道德治理活动的着眼点和归宿点。道德治理的目标,往往决定着道德治理的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且对整个道德治理活动起着指导、调节、控制的作用,使整个道德治理过程不断趋近于目标并最终实现既定的治理效果。基于此,从道德治理目标的内涵出发,分析道德治理目标的层次性依据,提出道德治理的目标所具有的理想性、层次性、实践性特征,有助于依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逻辑进路对道德治理的目标问题进行相应的考察,进而对推动道德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有所裨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