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流县城市河道——白河生态系统调查及治理措施研究》活动报告

一、活动背景：本次活动以“关注水资源,保护母亲河”为主题,通过组织同学们调查研究白河周边和生态情况、白河水质变化情况以及白河治污措施等活动内容为主体,积极鼓励学生投入到发现生态问题、处理生态问题的过程中来。     

人民政治逻辑与社会冲突治理:两类矛盾学说的历史实践

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作为社会动员手段的“斗争式运动”——兼评冯仕政、周雪光、蔡禾四篇文章

冯仕政、周雪光、蔡禾相继发表的四篇文章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了中国国家运动(或曰运动型治理)的起源、机制、弊端,分别构建了三个理论解释框架。但是这四篇文章都忽略了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与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存在一个根本差别: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不外乎采用激励、惩戒、竞赛等方法实施社会动员,属于"普通型运动";毛泽东时代的运动除了这些常规化方法外还采用"发动一些人斗争另一些人"的方式,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斗争式运动"。"斗争式运动"的社会动员效力远非"普通型运动"可比,它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深刻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自身。"斗争式运动"的动员效力来自于它的三个基本特征:党的领导、明确的运动目标、高强度内斗争,其中第三个特征最具决定性。"斗争式运动"的优点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存量社会资源以完成某一革命目标,缺点是会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资源的积累和培育,最终降低社会动员效力。它的优点使它在毛泽东时代被一再发动,它的缺点使其难以为继,在后毛泽东时代被放弃。     

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 促进佛教道教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双周协商座谈会发言摘登北大核心CSSCISSCI

6月28日,十三届全国政协第五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本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为议题,是人民政协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建言资政和民主监督的重要体现,对于深刻认识宗教商业化的危害性、进一步理清治理思路和政策、促进佛教道教健康发展和净化社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本期专题,特摘登有关会议发言。     

论复杂治理场域中公共行政实践主体新的学习隐喻:情境学习

在当今被冠以风险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后工业社会等不同称谓的变革时代,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充满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治理场域。建立学习型政府和提升公共行政实践相关主体的学习能力,构成了思考和回应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场域的关键。情境学习作为一种新的学习隐喻,其具有社会协商性、知识建构性、变革与创新性、同情境的适应性调适和促进生成自组织现象的潜质等特征,不仅有助于增进多元公共行政实践主体的存在论意义,同时对于实现合作治理和最终建构公共行政实践共同体也发挥着重要意义。情境学习这一新隐喻的实现,需要进行一场涉及公共行政领域个体、知识观与组织观等多个层面的系统变革。     

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论桑德尔和罗尔斯在正义与善问题上的对立以及批判式融合的可能性——兼论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第三条路径

桑德尔和罗尔斯在正义与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本质上是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的争论。罗尔斯从正义原则是独立于人们的各种善观念、善目的的角度论证正义优先于和决定人们的善观念、共同善目的,而桑德尔则通过批评罗尔斯所预设的自我观的个人主义性质,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双方的理论代表了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两种基本路径。对人类社会中的理性、利益、规律的一般关系和历史运动进行深入分析,是正确研究正义与善之间关系的更加合理的思路,这也正是对双方理论进行批判式融合的可能性所在,因而也是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第三条基本路径。     

非政府组织: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形式

非政府组织是与政府组织不同的另一类社会治理组织,属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形式。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部门既有密切联系又持有一定距离,既包括政治倾向较强的组织,也包括非盈利组织。非政府组织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对社会的平衡和安定具有极大的作用。     

论人口流动对村级治理的影响

人口流动产生了人口流出的村庄和人口流入的村庄 ,这两类村庄因为人口流动的方向不同 ,而具有十分不同的特征。一般情况下 ,人口流入村庄较人口流出村庄更容易建立村庄共同体意识和对村庄未来生活的稳定预期 ,从而更容易建构起村庄的历史感。这就构成了人口流入村庄较人口流出村庄优越的村级治理基础 ,村民自治这一试图内生获得村庄秩序的制度安排也就更容易在人口流入村庄生长出来     

浅论近代佛教寺院组织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近代中国社会剧烈转型中的佛教寺院，在组织内外两个方向上均有治理方式的变革。不过，代表寺院外部治理的各种佛教组织，和代表寺院内部治理的各种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在于寺院内外组织治理方面遇到的合法性危机，即，一方面，官方管理机构的退出而给僧团以自治的空间，但佛教组织建设方面的合法性危机使其最终走向失败；另一方面，有关寺院僧众教育等寺院内部治理的改革，也因合法性认同的危机而未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