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屁股的宽度以及白金盏花

有一则近于黑色幽默的小故事：美国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4.85英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标准，究竟从何而来的？原来这是英国的铁路标准，因为美国的铁路最早是由英国人设计建造的。那么，为什么英国人用这个标准呢？原来英国的铁路是由建电车轨道的人设计的，而这个4.85英尺正是电车所用的标准。电车轨道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而他们是用马车的轮宽作标准。好了，那么，马车为什么要用这个一定的轮距标准呢？因为如果那时候的马车用任何其他轮距的话，马车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的。为什…     

超越公共政策的共识追求

现代社会中的政策是基于共识而形成,也是以共识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近代以来的中心—边缘治理结构中,无论是通过代议制的运行而聚合出共识,还是通过科学化的因果推理而得出共识,共识的达成都是受到精英的主导和操控。这样,共识往往体现的是精英的意志,基于共识而生成的政策因而远离了公共利益,成为精英管理社会的工具。当社会发展到具有高度差异化与个性化的历史阶段,所谓的"共识"愈来愈无法包容社会的普遍利益了,个体差异凸显并要求在政策中体现出来,精英无法继续主导共识的达成以及政策过程,政策也不再是精英意志实现的工具了。对差异的尊重被放在了首位,共识就是在差异的在场中达成。在多元行动中生成的政策摆脱了狭隘的工具理性的解释,被赋予了道德的内涵,政策的实施也促成了社会中德治的发生。     

论分配正义的局限性——基于弗里克“证言不正义”的思考

在《认知不正义》一书中,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米兰达·弗里克首次系统地讨论了认知领域的不正义现象。其中,“证言不正义”引起她特别的关注,其典型情形可被界定为“因身份偏见而导致的可信度贬损”。由其所导致的对特定群体及个人的不公对待,不仅剥夺了他们作为知识主体的资格,而且亦会导致人性的降格。以此观之,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价值。但是,在分析其本质时,由于弗里克囿于主流的分配正义模式,她只能得出一个缺乏信息量的否定性论断:“证言不正义”并非认知资源的分配不均。为了推进此话题的讨论,如果利用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些成果做出新的尝试,那么其结论将是:“证言不正义”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承认”拒绝。     

四种情境中幼儿情绪表达规则理解和运用的追踪研究CSSCI

采用纵向设计,研究幼儿从4岁到6岁在四种情境中的情绪表达规则理解和运用。发现:(1)厌恶情境中知识水平最高,社会定向目标发展先快后慢,多用掩饰策略;高兴情境中自我定向目标迅速发展,多用平静化和弱化策略;伤心情境中综合运用多种策略,生气情境中知识水平最低,为自我保护而少用弱化策略。(2)幼儿的知识和夸大策略迅速增长,两种目标发展因情境而异,弱化策略发展因性别而异。(3)可以很好地解释前人研究的一些争议。     

默想莲花

我们村子的北边有个莲花池。前些年由于连年干旱,再加上我们大搞“农业学大寨”没有精力管这莲花池,因此,池内慢慢就断了水,莲花也就不再见到。这样一晃就是十多年,人们都说:“咱村的莲花没有指望了。” 自从实行土地承包后,我们的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当温饱问题解决后。     

情绪表现规则与医生离职倾向的中介调节因素研究

为理解医生的情绪工作要求导致离职倾向的影响机制,本研究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提出一个工作负荷强化情绪表现规则导致工作倦怠并作用到离职倾向的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对1872名医生样本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医生的情绪表现规则和工作负荷都是通过情绪耗竭进而影响其离职倾向;同时,情绪表现规则与工作负荷对情绪耗竭的调节效应显著,并进一步影响到医生的离职倾向。基于这些发现,笔者讨论了理论及实践意义,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行为规则和社会角色对儿童攻击行为倾向的影响

本研究选择了5～9岁儿童各60名，通过实验研究了不同年龄儿童在不同行为规则情境和角色关系下儿童攻击性倾向水平。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对不同行为规则情境下的攻击性倾向差异增加；同时，能够更好认识角色所具有的敌意，更理智地采取攻击行为。并描述了这些变化的趋势。     

创新思维：需要十个不轻易

一是不要轻易相信“只有一个答案”的结论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的问题是有的，但是不多。生活中的大多数问题是不确定的，它有许多正确答案。如果我们认定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那么失去了大部分的想象力、创造力，也可能失去的是我们最宝贵的创造发明成果。 二是不要轻易怀疑 “不合逻辑”的结论每当我们运用逻辑思维想出一个新意或当准备实施时，常常犹豫不决，往往会因“这不合逻辑”予以否定。结果失去的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机会，同时也丢掉了一分创新的灵感。科学的思维往往是从令人难以接受，难以理解开始的。 三是…     

麦基的实践道德选择与道德内在重构——基于休谟道德哲学的理解

休谟道德哲学是否暗含着一种实践道德的倾向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麦基基于狭义的道德,修正休谟的效用与约定的概念,创造出一种休谟式的实践道德体系。其中,麦基赋予休谟道德哲学的实践认识是否合理,他所建构的规范伦理学体系是否自足,以及如何从当代规则后果主义的视域中审视麦基的贡献与不足等问题仍然值得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