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合法性解释”批判

本文认为威廉斯的合法性解释存在诸多难点：他的“批判理论原则”不恰当地限制了政治权力的边界,从而难逃“非现实主义”的指控;其“讲得通”概念是对政治权力内在逻辑的扭曲和误读,而且隐含了自下而上赋予合法性的现代逻辑;而“合法性+现代性=自由主义”命题则建立在错误的概念分析和历史解释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提出“合法性+现代性=民主制”这一方案,以取代威廉斯的合法性解释。     

《哲学的贫困》中的价值形式问题

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初步系统阐释可以追溯到《哲学的贫困》,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作为观念论哲学的推崇者,蒲鲁东醉心发明各种科学公式,用建议意见自由意志等观念间的推演来解释价值形式的二重性与矛盾性,诉诸虚构的历史来描述所谓构成价值的基本内涵、决定因素、形成过程及现实应用。马克思从批判这些变戏法出发,揭示了构成价值的实质与矛盾,指出它无非是相对价值的另类表达且漠视建立在阶级对抗基础上的经济事实,故而不能适用于解释金银成为货币的经济原因、证实凡劳动必有剩余的定理。马克思此时的价值形式理论看似尚未超过李嘉图价值理论,实则在方法上尤其是尝试解决剩余价值问题方面实现了飞跃。相形之下,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虽由于旨在解决工人的贫困状况而具有部分进步意义,却终究无法摆脱沦为工人遭受现代奴役之公式从而被历史遗弃的命运。     

技术正义何以可能？——基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批判的考察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技术正义问题的新一轮追问。但关于技术正义的研究滞后于技术的发展,对技术正义的理解学界并不一致,仍有很大讨论空间。可以说,技术正义蕴含一般正义的要素,但技术正义因技术的特殊性而具有不同于一般正义的特征。技术正义有多种分析视角,借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逻辑的语境或者说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语境进行研究,是对技术正义的积极建构。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技术正义问题虽然在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指导下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仍无法完全避免市场经济推动下资本逻辑的渗透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立足本国的现实境遇,在准确把握公平与效率、创新与安全、人类与自然、权利与责任、专利与共享、工具与价值等核心范畴及其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不断探求当代中国技术正义思想的合理性样态,进而为化解新时代我国技术发展难题,共筑人们的美好生活确立更高的价值旨归。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技术的资本宰制是技术非正义性的历史性渊源,马克思通过批判技术的异化现象揭示了私有制度的非正义性原罪,同时依托技术实践与变革私有制使技术正义这一技术的最高价值境界在现实维度上得以出场,即在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把握规律 服务大局 提升新时代江苏宗教工作水平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吲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对江苏宗教工作提出了新自勺更高受求。 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强化责任担当,提升能力水平。     

应急救援团队的个体与团队情境意识：社会网络关系的调节作用

采用地震后建筑物倒塌,被困人员转运的任务情景,以99名消防指挥系大四学员为被试,研究个体情境意识和团队情境意识的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关系中的网络密度和结构洞指标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个体情境意识与团队情境意识不相关,即团队情境意识不是个体情境意识的简单相加;(2)共享情境意识对团队情境意识有负向影响：个体情境意识之间的差异越大,团队情境意识就越高;(3)对于网络密度较大的团队,结构洞对共享情境意识和团队情境意识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4)对于网络密度较小的团队,结构洞对共享情境意识和团队情境意识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的作用。     

大学生自尊与网络过激行为的关系:社交焦虑和双自我意识的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自尊与网络过激行为的关系,以391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了社交焦虑在自尊与网络过激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该过程是否受到公我意识、私我意识水平的调节。结果发现：（1）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后,自尊对网络过激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2）社交焦虑在自尊和网络过激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公我意识调节自尊对网络过激行为的直接作用。相对于公我意识水平高的大学生,直接效应对公我意识水平低的大学生更显著;（4）自尊对社交焦虑的作用还受到个体私我意识的调节,相对于私我意识水平低的大学生,间接效应对于私我意识水平高的大学生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