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分别义

无分别义本难了解,今依古人所说譬喻以明之。如人怕蛇,夜间见绳为风吹动,心生分别,以为是蛇;既觉是蛇,便生恐怖。此之谓分别。无分别者,于绳见绳,不别作蛇想,如其本有,分别不起,恐怖不生,便是无分别也。再进一步,则对此绳亦不分别,知此绳者原不过许多麻缕结合而成,设去此麻,绳即无有,是绳仍假合,非本有也。吾人知绳而蛇执空,以其本无蛇性故;知麻而绳执复空,以其本无绳性故。佛法空性,其义如此。以此为喻而观人事,则见世间众生在无量人中种种分别,或以为恩,或以为仇,或以为善,或以为恶。由此分别,便起贪瞋爱憎等烦恼,由烦恼故便起杀盗淫妄诸…     

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相关问题考述

文章以晚唐文学家李商隐的《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铭》为线索,着重就慧义寺的历史沿革和“四证堂”所奉四位高僧之间的关系以及禅宗南宗同慧义寺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充义心而生利、反利心以除害——以朱子为枢纽重新考察儒家义利观北大核心CSSCISSCI

朱子认为,《孟子》首章处理的是"义心"、"利心"问题,是在反"利心",但这又不是无法保证后果的"动机论"。在朱子,儒家的这种旨趣,是基于儒家对于义、利的理解以及"义生利"的洞见的,儒家义利观的全面表述应该是:义主合当,不但内在于心,而且外在于事物本身;利则首在各得其所、次在人伦牢固,财用之利,顺此而定;在事物本身,义生利而本末一贯;连人心而论,义心务本而有助于利益自本之末地健康生出,利心逐末而将自末之本地反噬义利;处事之要,在于"充义心而生利、反利心以除害","曰利"之方,当为"罕言"。     

熟悉性对汉语隐喻义与本义加工机制的影响

采用句子违反范式考察汉语隐喻义与本义加工机制的差异及隐喻熟悉性的调节作用。要求被试阅读不同熟悉性的隐喻和本义句子并判断句子正确性,记录其行为与脑电反应。结果显示,熟悉句子隐喻义的加工显著快于本义的加工,而新奇句子则本义的加工更快;脑电水平上,对于熟悉句子,隐喻义违反比本义违反诱发增强的N400和降低的P600效应,而对于新奇句子,隐喻义和本义违反诱发出基本类似的ERP反应。这些结果表明隐喻义和本义加工存在差异,熟悉性显著影响隐喻义的加工,这种影响在较早语义分析和较晚的语义整合阶段均有体现。     

道教义理与《周易》关系述论（下）——《道教义理学综论》之部分

人事吉凶。《汉书·京房传》说:“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值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西汉末,谶纬之说流行,以颇具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说附会儒家六经,假托六经纬书皆孔圣所作,其中《易纬》即对《易》经文的阐释。实     

仁的开显与通达：《论语》“一以贯之”新探

“仁”是孔子思想的原点,“一以贯之”是“仁”通过人之全部生存活动的实际生成与全方位开显。具体说来,“仁”借助于义与礼,并通过事亲、事兄、事君、习六艺、为政、为学、知命等活动得以开显并成为其自身。在此过程中,勇、智、乐的境界也得以同时确立。《论语》中的“仁”只有借助于“一以贯之”才能得到合理的阐释,否则,“仁”就因无法通...     

王弼"大衍义"略论

王弼易学的特点是以<老>解<易>,以他在<老子注>中所阐发的玄学本体论思想为基础来解释<周易>,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周易略例>当中.而他对"大衍之数"的解释,也使"大衍义"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联系<周易略例>我们就能看出,"大衍义"是连接王弼玄学中老学和易学的桥梁,它体现了王弼玄学的体用观念,为王弼思想由老学向易学的过渡打下了基础.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清末民初知识界对严译《天演论》的批判与反思——以李问渔的《天演论驳义》为中心

当时基督教徒知识分子从维护宗教伦理与辨别学术真伪的立场出发,对达尔文学说的漏洞与缺陷以及严译《天演论》的不实之处及其负面影响发出质疑并进行驳辨,彰显了基督徒知识分子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道德关怀与忧思。天主教徒李问渔所作的《天演论驳义》即为典型个案。深入剖析《天演论驳义》的写作背景与目的、批驳的内容与实质、批驳的价值与意义,对进一步丰富与深化进化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研究,尤其是严译《天演论》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与学术史意义,同时通过李问渔这一个案,还可以管窥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语境下不同的知识群体所呈现的不同救国路径与思想面相。     

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传承与创新

构建中国哲学的现代话语体系是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哲学应对自近代以来的哲学失语症的必然要求。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和国内激烈的反传统风潮,现代新儒家产生了为中国哲学争夺话语权的强烈自觉,他们通过向西方世界发表集体《宣言》、以英文著述等形式向西方世界传递中国声音。现代新儒家在中西会通中提炼和创新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打造了两层存有论、道德自我、内在超越、内圣开新外王、儒学三期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表述,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新儒家积极借鉴西方话语激活传统哲学话语,以反向格义的方式推进了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其得失为当前中国哲学话语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