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决策情境中信任水平对建议采纳的影响*

研究应用“决策者-建议者系统”(Judge-Advisor System)经典研究范式,以62名大学生为被试,探讨了职业决策情境中信任水平、建议类型对建议采纳的影响。结果发现:(1)决策者的最终决策信心倾向于坚持原有信念;(2)信任水平的主效应及其与建议类型的交互作用对建议采纳主效应存在显著影响;(3)建议者信心对决策者的建议采纳权重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并削弱了信任对建议采纳权重的作用。这表明,在职业决策情境中,信任水平对决策者建议采纳权重的影响与建议者提供的建议类型(与决策者的初始决策是否一致),以及提供建议时的信心水平有关。     

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机制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社会公正的认知直接决定着民众的政治信任, 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即是非合作行为的典型表征。然而, 国内外研究中至今没有直接探讨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实证支持, 更无法进一步揭示其作用于合作行为的过程和条件。鉴于此, 本研究将社会公正分为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 将政治信任分为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 采用实验室研究、现场研究和问卷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探讨社会公正对合作行为的过程机制, 建立其通过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作用于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 并进一步分析结果依赖性对这一路径模型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有望提出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及其调节变量, 一方面在理论上深化和拓展本领域的研究, 另一方面实践中通过提升公正感、强化过程变量(政治信任)、干预调节变量(结果依赖性)等策略促进合作行为。     

大学生面孔信任评价的自动化加工

本研究以4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内隐加工和内隐记忆的方法探讨面孔信任评价是否为自动加工。结果表明,在外显记忆任务下,大学生在三种可信度面孔的再认成绩两两之间差异显著,其中不可信任面孔再认正确率最高,反应最快;在内隐记忆任务下,不可信任面孔的再认成绩最好,且反应最快。这些结果说明,个体可以依据陌生面孔的可信度对面孔进行自动加工,且对不可信任面孔最为敏感。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来探讨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网络社交效能的中介作用以及自尊的调节作用.采用整群抽样法对43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网龄对网络人际信任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信任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网络社交效能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网络社会支持通过网络社交效能对网络人际信任的间接效应受到自尊的调节.对高自尊个体而言,网络社交效能起部分中介作用;对低自尊个体而言,网络社交效能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信任只有直接作用.     

情绪对信任的影响: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采用元分析方法探讨情绪对信任的影响。通过中英文献检索,共有21篇文章70个独立样本符合元分析标准（N=4745）。其中积极情绪对信任的影响有47个独立样本,消极情绪对信任的影响有23个独立样本。元分析的结果表明,相对于中性情绪,积极情绪对信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呈中等效应量（d=0.49）;消极情绪对信任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呈较小效应量（d=-0.23）。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情绪的诱发方式、信任对象熟悉性以及信任测量方式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中国人的信任逻辑

受独特的文化传统、制度规范与社会结构的影响,中国人的信任行为与西方人相比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人在面临一些特殊情境时的行动选择,来解读中国人的信任建立方式、运作机制与约束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人的信任格局与产生这种信任行为的社会结构性条件。     

论儒家之"诚"与网络信任

网络信任缺失和信任危机只是现实生活中诚信缺失的反映,是以网络为媒介的现实社会关系的扭曲。儒家”诚”的价值在于它超越了对风险和利益的考虑,从人的本质的层面上诠释诚信的意义,对网络行为主体信任的建立仍有重要的普适性。     

道德建设三十年概论

回顾中国道德建设30年,其逻辑起点即是关于道德建设的科学定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须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德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道德建设,必须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建设。在邓小平德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国道德建设呈现四大战略创新。一是提出“以德治国”方略。二是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三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四是道德建设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08年,我们夺取了抗震救灾的重大胜利,成功举办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形成了“抗震救灾精神”与“奥运精神”。这两大精神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30年的最新成果。     

中国政府过程的体制症结探析:以政策过程为中心

政治是政治主体通过可影响其他政治主体的行为来将自己所代表的政治基体的利益上升为政策内容的活动,而把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内容予以执行的活动就是相对独立于政治的行政.所谓政治行政化,是指政治组织及其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而且政治同时承担着行政功能的状态.所谓行政政治化,是指行政组织及其运行严重丧失自己固有特征的状态,也是行政明显淡化作为其本质特征的合理性和客观性,而且过分热衷于政治理想或权力斗争,或者被政治所左右的状态.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在政策过程的基本阶段、主要参与者的基本关系、官僚制、政策执行体制或结构安排、政策行为的责任,以及政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合理性和专业化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实际上也是说明当代中国政府行为及其实际过程并在思考中国未来发展战略路径方面不可或缺的基本视角.     

政道民主与治道民主:中国民主政治模式的战略抉择

当代中国的诸民主实践形式与理论证明关注的都是治道民主,治道民主替代了政道民主而发生了僭越.现代民主只能是政道民主基础上的治道民主,缺乏政道民主支持的民主形式是伪民主.种种仅仅落在治道层面的民主形式与种种反对民主的主张,将中国的民主实践推向了一个十字路口,使中国的民主在理论上显得混乱,在实践上走上歧路.分析中国百年来三波民主浪潮,必须首先确立起民主的宪政法治内涵,才足以告别扭曲民主,步入民主政治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