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拾趣

喇嘛的名片在曲德寺,旦增喇嘛对我们的到来极为欣喜,换了新袈裟和我们合影留念。正手忙脚乱之际,同行的两位女记者飘然而至。我把她们拉到旦增喇嘛身旁,呼喊着让按快门,谁料旦增喇嘛视若无睹,抽身而退。我正不解之时。     

和台湾几位基督徒的一点接触

去年9月和沈承恩同工访台期间,曾与台湾一些基督徒有过一点接触。 8日星期三下午,承恩同工去看在台北的胞姐,周联华牧师带我去参加了一次“妇女祷告会”。但这不是一般妇女,而是台湾要员的夫人或女儿、儿媳。祷告会是宋美龄早年发起的,至今十余年从未间断,即便适逢春节或12级台风也照常举行。人数并不多,10余人而已。我去后,周牧师让我先讲20分钟,然后回答问题。第一位举手发问的是胡宗南的弟媳,问题是:“听说在大陆的真基督徒要受到迫害,是这样吗?”     

雄鹰翱翔——记农民企业家高良弟兄

高良,是一位地道的陕西黄土高原硬汉。1.78米高大敦厚的他,豪放、宽厚,尽管年届花甲,但思维敏捷如初。 他是潼关县太要镇第八选矿厂顾问,又是县政协委员。     

别样“骚扰电话”显温情

[中国经济网]最近,一条微博让许多网友看了都感动得想哭:一位网友点外卖后接到几个没有声音的来电,以为是恶作剧,忍不住发了脾气。后来才发现外卖员的短信,原来外卖员是聋哑人,在短信里解释了沟通不便的苦衷,需要通过打电话来提醒顾客外卖已送到。网友在网上分享了此事,自责自己没有耐心,还呼吁大家若遇到这种情况,先检查一下有没有被忽视的短信,不要急着发脾气给差评。     

如来藏“我”与“无我”义考

如来藏兼有我和无我的一体化特征。外道共有四种我义。佛在大小乘经典多处提到正法如来藏我,但不能视此为梵我思想渗透。佛用外道我表述正法有三种原因:一、针对那些畏惧没有我的外道凡愚而作方便接引;但方便性仅限于如来藏语词,不指涉如来藏实义。二、从发生学上避免因修行无我而陷入恶趣空,有针对地提我以警醒断灭空已远离中道。三、确有恒常存在的涅槃寂静;前二种我据此而立,但涅槃寂静是以无我为特征。佛教语境有妄我、真我,而如来藏我只在真我上诠用。如来藏甚深法义所具有的挖掘性难度,可能是造成以往对如来藏有多种误读的重要缘由。     

学佛四题

我是如来 一朋友来我家中坐,问我学佛以来得到什么,我答:“什么也没有得,恍惚间倒觉得失去了许多。”朋友又问我失去了什么。我答:“记不得了。”朋友又问我,学佛几年总应有所感吧,我答:“我是如来。”朋友睁大着眼睛望着我,不知是以为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还是学佛学得精神错乱了。我向朋友讲了释迦牟尼佛的事迹,讲了众生是佛的道理,又讲了众生不能成为佛的屏障所在。朋友有所悟,刹那间如同换了一人,对佛学顿感兴味。他万不敢相信,一向被认为迷信的佛教里居然还有那么一套启人心灵的学问。他决心学佛。我送他出门,合掌祝愿朋友,祝愿所有沉睡的如来,早日认识自己。     

《感悟》之感悟——为《佛教箴言感悟》序

令我难忘也令我自豪的,是曾在北大教过五年书。尽管每周从城里往中关村跑一趟不免辛苦,但能和本系及外系热诚来听课的青年学子教学相长,诚人生之一乐事！ 由于这段因缘,所以凡是北大的事,只要是我能效力的,总不肯拒之门外。于是便有今天这一篇序。     

刀下禅

我是位开旅行社,又做国际贸易的劳碌汉,为了业务上的需要,几乎每个月都要进出香港、中国大陆、台湾一次,由于身为美籍华人,进出各地拿着美国护照,的确享受到了不少方便。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三年前。我漫游了中国几个大城市,     

“天人合一”与“物我两分”的文化内涵——以中西绘画对比为例

“天人合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美学与绘画艺术的内在品质,而“物我两分”代表了以理性、思辨为特点的西方美学与绘画艺术,由此可见,中西方在认识论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分。但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的绘画理念不是绝对对立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通过分析“天人合一”与“物我两分”的文化内涵,对中西方绘画理念的异同进行辨别,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天人合一”与“物我两分”两种思想的现代价值,以期为现代绘画实践贡献绵薄之力。     

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

作为弗洛伊德晚年最重要的文本之一,《（自）我与它》（Das Ich und das Es）既是弗洛伊德对其理论发展的深化与总结,也是对精神分析理论创立以来所面对的临床难题的反思与回应。然而,由于从英译本转译且尤其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缺乏确切把握等原因,汉语学界长期以来都以“本我—自我—超我”的所谓“三我”结构来概括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构建的精神装置模型,因而错失了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所呈现的（自）我与作为构成（自）我之基础的“非我”即“它”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效应,进而也错失了洞见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的重要契机。结合拉康对弗洛伊德“它曾在处,我应生成”（Wo Es war,soll Ich werden）的解读,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已经揭示了在布伯式的“我—你”关系或列维纳斯式的“我—他”关系之先,对作为主体的“（自）我”具有更加原本的存在奠基作用以及伦理意谓的“我—它”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创造性重构对于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践意义。